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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中的几个比喻
作者：徐晓岚
笔者之所以有如芒在背的感觉，缘自对“鱼翅、鸦片，烟具以及姨太太”等几个比喻的重新理解和认识。
一、传统解释及理论依据
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鱼翅、鸦片，烟具以及姨太太”等几个比喻的传统解释有如下几种：
1、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中学语文第一册(必修)《教学参考书》
以“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精华”与“糟粕”互见，需要区别对待，加以批判吸收的那些部分；以“烟灯和烟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是相对于作为内容的“鸦片”而言)，例如八股文和骈体文之类；以“一群姨太太”比喻只供剥削阶级享用的腐朽淫靡的东西，如色情文化之类。
2、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
用“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用鸦片(原文“鸦片”未用引号)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但也有某些有益的成分；用“烟灯和烟枪”“姨太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
“以‘鱼翅’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以‘鸦片’比喻文化遗产中‘精华’与‘糟粕’互见，需要区别对待，加以批判吸收的那些部分”，这样的解释诚然是不错的。这种解释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有关对待文化遗产的论述：“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待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他们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乃是一种错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著名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论断。
用毛泽东的理论解释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的相应观点确实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首先，他们谈的是同一个问题，都是对待中外文化遗产特别是外来文化的问题；其次，他们都提出要批判性地吸收中外文化遗产，反对全盘西化；再其次，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给予鲁迅以高度的评价，不仅称其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而且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在我们长久习惯的话语背景和思维定势下，选择并坚信这样的诠释，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第四，用合理的理论武器去解读文本，不仅是阅读时常用且切实可行的方法，而且还能丰富文本的思想和内涵，提升文本的认识价值，而毛泽东的论断确实就是这样一个“合理”的理论武器。
因而，我们有理由感喟两位伟人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我们也别忘了，鲁迅就是鲁迅!
二、烟灯、烟枪与旧的形式
传统的解释中有个显而易见的漏洞，即对“烟灯、烟枪”等烟具的诠释。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中学语文第一册(必修)《教学参考书》以为“‘烟灯和烟枪’比喻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那么，对于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鲁迅先生究竟有什么看法，抑或“送一点进博物馆”“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果真讲的是对待文化遗产中的旧形式吗?
《且介亭杂文》中有一篇题为《论“旧形式的采用”》的文章，文中鲁迅先生专门谈了对待“旧形式”的问题。先生以为，“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取’……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是旧形式的蜕变”；旧形式是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
该文写于1934年5月2日，较写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早一个月，而1934年4月9日，鲁迅先生在《致魏猛克》的信中这样写道：“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的，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就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混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产生了‘印象派’，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
这里有一个关键词：采用或采取。“采用”切合了“拿来”的观点，“有所删除”自然是“占有，挑选”的结果。但既然“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就不能“送一点进博物馆”了事，而“有所删除”是为了“有所增益”，使得“新形式的出现”，则“删除”的不等同于“大可以毁掉”的。
显然“烟灯、烟枪”等烟具不能简单的视之为旧的形式，它与旧形式的区别在于用与不用。旧形式是新形式的根蒂，“采用”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送入博物馆束之高阁，也就没有现实的“用”的意义，更遑论“变革”了。西方印象派，“采取”了中国画的形式，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故而产生了“印象派”这种新形式，这是善“采用”的典型例子。
至于要评说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普通高中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认为，“烟灯和烟枪”“姨太太”都比喻文化遗产中的糟粕的认识，先生反思自己早年的进化论观点时的著名论断大可用得上；倒是一些只概述比喻不诠释比喻的所谓“教学参考书”的编撰者们，则多少显现了些人生的“智慧”，可是先生说的“运用脑髓”全不是这样的!
三、几个比喻的逻辑联系
问题的症结倒不在于领袖的论断，而在于我们非是即非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于我们对文中严密的论辩逻辑的全然忽视。
其实，二元对立非是即非，说透了便是只认一元的简单的思维模式，可是，早在上个世纪初1907年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就表达了他的多元文化观，姑援引钱理群先生的评述来说明。
“在他(鲁迅)看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现实形态，都是‘偏至’的，也即是不完美，不完善，有缺陷的。正视人类文化的现实形态的这种偏至性，就可以使人们不会陷入将任何一种文化神圣化、绝对化的神话，进而承认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有缺陷的，同时又各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的，它们在互相‘比较’中既互相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互相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鲁迅的这一‘偏至’观，以及由此建立的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正是他与流行的东、西方文化观的一个根本分歧。”
针对中国要怎样的“近世文明”，亦即“要确立怎样的现代化目标”的问题，在《文化偏至论》中先生提出了他的理想：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上述两段引述有多重意味自不待言。需要说明的是，“立人”是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逻辑起点，而《文化偏至论》是先生总揽全局，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构想，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是这个总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因而，了解总体构想，有助于把握子课题的精神实质，但首先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
北大孔庆东先生在《百家讲堂》中说：鲁迅的文章逻辑性极强，使得论辩清楚而简单。《拿来主义》就是一篇逻辑性极强的文章，姑举两处列举来阐明。
在批判“送去主义”时作者列举了三个例子，前两个例子间用分号隔开，一、二与第三个例子间用句号点断，三个例子自然分成“死物”与“活人”两大类，不仅使“活人替代了古董”的收束有所着落，也使“进步”二字得以凸显。
在论述对待“旧宅子”的错误态度时，也用分号与句号的不同功用，将“孱头”“混蛋”“废物”三种人分成不敢“采用”乃至否定拒绝与全盘接受两大类。
以此来观照鱼翅、鸦片，烟具以及姨太太等几个比喻：作者同样借助分号与句号将四种事物分成三大类，鱼翅和鸦片是一个大类中的两个小类，“挑选”显现出多层次；结尾的“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照应了“鱼翅、鸦片”“烟具”“姨太太”。
这样看来，鱼翅、鸦片，烟具以及姨太太等分别比喻文化遗产中的三种类别：鱼翅、鸦片，文化遗产中有现实意义的一部分；烟灯、烟枪等烟具，文化遗产中有历史意义的一部分；姨太太，文化遗产中既无现实意义又无历史意义的一部分。
徐晓岚，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南通。
本文编校：程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