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萧衍与梁代文学
作者：钱汝平
他们所讨论的，是每个人能记起多少关于某一事物的典故，刘峻露才扬己，让武帝脸面上不好看。沈约深知武帝有文学争胜的心理，可私下里的话又让武帝知道了。从这两则材料来看，梁武帝颇有文人相轻的积习，不惜以帝王之尊与文学家争胜。梁武帝喜好数典用事，可能和他前期所预的南齐王俭文人集团有关。齐永明元年，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王俭本琅邪王氏，族望赫赫，又是一代学宗，当朝权臣，萧衍于其学风有所承袭，当可理解。《南史·王摛传》云：
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惟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机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ZK）]
可见王俭集团也颇好策事数典，逞炫博富。上述梁武帝在数典用事上炫耀才能、追求博奥并与文学家们争胜的事例，说明了武帝对自身个人才能的看重，也无疑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给大家提供写作时检索典故词藻的方便，天监十五年，武帝还组织了由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组成的班子，历时八年，完成了七百卷大型类书《华林遍略》。在他的影响下，后来萧纲在雍州也组织了陆罩、萧子显等三十人，于中大通六年编成了《法宝联璧》，时人比之《皇览》。
梁武帝对文学活动所设的种种规矩限制和对数典隶事之风的注重，深刻地影响了梁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方面诗歌创作的随意性、盲目性比以前减少了，但不少时候成了为写作而写作，诗人并没有真情实感的流露，变成了刘勰所说的“为文而造情”。同时由于这些活动大多是在宫廷宴会上进行的，它自然脱不出酒宴赋诗和描绘宫廷以内的事物的窠臼，势必造成题材的渐趋狭窄。况且这种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方式，也极容易导致创作的相似性和趋同性。在宫廷宴会酒酣耳热的情况下创作，艺术上的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即使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也很难在限制严格的情况下别出心裁。再加上一定的题材和体裁，还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段，这样形成创作上的相似性和趋同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当然形成创作上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各人的创作势必要受到文学活动组织者的深刻影响。组织者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和艺术作风，往往为文学活动的风格奠定了基调。所以读齐梁诗，特别是梁后期的诗，立意构思和遣词造句方面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是颇为明显的。王夫之指出：“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饬，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降而萧梁宫体……所翕然从之者，皆一时和哄汉耳。”（《姜斋诗话》）的确，萧梁诗人的时代风格很明显但个人特征却不突出。也就是说，在萧梁诗人的创作中，共性多于个性，时代风格掩盖了个人特征。但另一方面，事物总是辩证统一的，也正是由于作诗有了这些规矩限制，比以前要求更严，难度更大了，所以也容易使诗人为了不落窠臼，高人一筹，而在艺术构思、语言、声韵等方面精心琢磨、争奇斗艳。这对诗歌形式本身的积累无疑又是有利的，对诗歌技巧的提高也是一个推动。闻一多先生说：“越是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宫体诗的自赎》）由于梁代文学是在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掌握在帝王和世家大族的手中，由于生活的优裕和视野的狭窄，使得他们的创作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一个总的倾向便是作品的题材越来越狭窄，形式讲究越来越细致繁琐，多少妨碍了诗歌的成就，如《太平广记》卷二四六收录的《五字叠韵诗》一首，实为梁武帝与沈约等人的联句之作：
后牖有榴柳（萧衍），
梁王长康强（刘孝绰）。
偏眠船舷边（沈约），
载匕每碍埭（庾肩吾）。
六斛熟鹿肉（徐摛），
膜苏姑枯卢（何逊）。
这一首联句诗由六人各吟一句而成，诗句全用叠韵。诗人们为了趁韵，完全不顾诗句的意义，读来不知所云。这样的游戏笔墨，也许在古音韵学上有一定价值，而在文学上则完全堕入了形式主义的恶趣深渊，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梁代诗歌讲求声律和用典，体现了梁代诗人在艺术形式探索方面所拥有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它使诗歌形式本身获得了丰富和提高。总之，萧衍以开国之君的身份提倡文学，积极参与并组织文学活动，他的文学观念总的说来又能兼容并包、堂庑开阔，所以在侯景之乱前的四十多年里，社会崇尚文学蔚然成风，形成了“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的局面。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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