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萧衍与梁代文学
作者：钱汝平
南朝是一个非常重视门第阀阅的时代。《文苑英华》卷七六〇引《寒素论》云：“今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族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伍。”然而这种界限有时也会因文学而被打破。《梁书·张率传》：“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余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张率，字士简，吴郡人。张率一家为江东土著甲族，虽奕世贵显，但与渡江而来的北方高门如王、谢相比，族望却逊一筹。而秘书丞是天下清官，宋齐以来一直是王、谢之类的北方高门子弟的起家之选。而此次这种惯例却为“东南胄望”的张率所打破，而造成这种突破的就是文学。又，到溉因其祖到彦之曾担粪自给，被世族何敬容讥嘲为“尚有余臭”（《南史·到彦之传》），而他却官至吏部尚书，几个兄弟也都见荣于梁世。再比如庾於陵天监年间拜太子洗马，“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捨并擢此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庾於陵传》）。庾於陵是庾信的伯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庾氏一族本“负洛而居”，值永嘉之乱，中原乏主，始迁南阳新野县，因而为南阳新野人，继迁南郡江陵县。庾氏虽是渡江而来的北方高门，但其政治地位却远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辈（《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故萧衍有是说。于此可见，由于梁武帝大力提倡文学和举拔人才，文学的地位和作用的确与以往不同了。就统治者来说，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取士”的一项重要标准，对包括一部分寒族在内的知识分子而言，它是较为直接便利的进身途径。梁武帝的这些措施无疑会对社会上尚文之风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钟嵘《诗品序》云：“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从中可见全社会对文学的普遍爱好。《南史·到彦之传》：“（任）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曰兰台聚。”他们聚在一起，不外乎是吟诗赋文，切磋技艺，成员未必固定，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旨，却是后世文学社团的先声。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文学世家，梁武帝父子自不必说，刘绘为“后进领袖”，诸子个个“雕龙”。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南史·刘孝绰传》）。王筠一门，“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南史·王筠传》）。这些现象，只有在文学空气极为浓郁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它反过来也会促进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南史·曹景宗传》：“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韵。时韵已尽，惟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从曹景宗的启求赋诗来看，当时流行的主要诗体——五言，在上流社会几乎成为人人可以运用的形式，而且时人皆以会诗为能事，连武将也以不会作诗为耻。这种文学氛围的形成，武帝实有推进之功。
南朝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由于南朝历代帝王的提倡和文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深入。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学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是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的学科。宋文帝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一文学馆；宋明帝改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文单独为一部，就是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梁武帝正是顺应了这种形势，在他下诏组织的一些文学活动中，为了评定诗人才能的高低，还设立了一些规矩和限制，让诗人们在这些规矩和限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挖空心思，翻新斗奇。如《梁书·王僧孺传》：“是时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诗为工。”又《梁书·文学·丘迟传》：“时高祖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丘）迟文最美。”又《梁书·刘孝绰传》：“高祖为《籍田诗》，又使（徐）勉先示（刘）孝绰。时奉诏作者数十人，高祖以孝绰尤工。”在这种文学活动中，往往梁武帝自己先作诗，然后文学家蜂起相和，皇帝作了榜样，臣下自然是积极响应。有时是限字数，如梁天监初“武帝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二百字”。又《梁书·王规传》：“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王）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有时是既限字数又限时间。如《梁书·褚翔传》：“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群臣乐游苑，别诏（褚）翔与王训为二十韵，限三刻成。”有时是限韵，如前面所提到的曹景宗诗限用“竞”、“病”两韵即是一例。梁武帝还是一个善于在文学活动中调节气氛，能充分提高与会者创作热情的领导者。他除自己命题作诗以作出榜样外，还对与会者的文学才能作出评价。《梁书·刘孺传》：“（刘）孺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又《梁书·张率传》：“（张率）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又《梁书·谢朏传》：“（谢览）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文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又今本《玉台新咏》卷十收有梁武帝《联句诗》一首，当是其在宫廷文学集会中所作。又今本《艺文类聚》卷五十六收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七言一首。联句者有梁武帝、任昉、徐勉、柳憕、谢览、张卷、王峻、陆杲、陆倕、刘洽、江葺诸人。又今本《太平广记》卷二四六亦收有《五字叠韵诗》一首，联句者有梁武帝、刘孝绰、沈约、庾肩吾、徐摛、何逊诸人。从上述材料看来，武帝的确积极投身于这些活动中，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帝王身份，他的这些诗都诙谐幽默，颇富人情味和亲和力，体现了一个文学活动组织者善于调节气氛、激发与会者热情兴致的领导才能。梁武帝有时亦提倡数典用事之风。《南史·刘峻传》：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刘）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
又《梁书·沈约传》：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