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2期
杜诗《佳人》篇发微
作者：张家壮
要进一步探寻“佳人”的生存境遇，可以稍后之诗人顾况的《弃妇词》为借镜。《弃妇词》诗云：
古人虽弃妇，弃妇有归处。今日妾辞君，辞君欲何去？本家零落尽，恸哭来时路。忆昔未嫁君，闻君甚周旋。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孤魂托飞鸟，两眼如流泉。流泉咽不燥，万里关山道。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物情弃衰歇，新宠方妍好。拭泪出故房，伤心剧秋草。妾以憔悴捐，羞将旧物还。余生欲有寄，谁肯相流连。空床对虚牖，不觉尘埃厚。寒水芙蓉花，秋风堕杨柳。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弃妾，小姑如妾长。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
又韦縠《才调集》载顾况此诗尚有“绮罗锦绣段，有赠黄金千”、“妾有嫁时服，轻云淡翠霞。琉璃作斗帐，四角金莲花”等句（后人添增的这几句，虽如萧士赟所指出，是“语俗意重”，然仍是晚唐五代人手笔，益可见当时情状）。
该诗首二句“古人虽弃妇”云云，可知其是为当代“弃妇”所作，联系此诗的写作年代（安史乱后）与诗中“本家”的骤然零落（嫁时方显贵，归时已湮没）诸因素推之，断顾况诗中所状为安史乱后的情境当不至于有大误，因此诗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弃妇，同时还是时代盛衰、风会变迁的象征，昭示了传统世家大族的没落，至如后来竟有丞相为求生存嫁女于职级甚卑的小将（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云：“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犹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亦属情势使然，不足为奇。将此诗与《佳人》参互并观，不难见出二诗所状情事之同处。杜诗有“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之句，顾诗则有“本家零落尽，恸哭来时路”之句；杜诗有“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等句，顾诗则有“物情弃衰歇，新宠方妍好”等句。杜诗作于乾元二年（759），顾诗虽无法准确系年，以顾氏之生年推之，似应在此之后。杜甫与顾况的生活年代虽有交叉之时，但却未见此二人有交游的记录，且二诗的立意绝不相类（详下文）。因此，杜、顾二诗应当视作各自创作，互无关涉。章学诚《文史通义·妇学》中有“第文章可以学古，制度则必从时”，制度如此，时代风会更然。杜、顾二人同处于时代风会变迁之际，事既相近，宜其诗中所写会有不相谋而冥合之处。二人诗中的女子皆为夫家所弃，且皆因本家由贵盛转跌落，而终致无所依倚，杜诗还明言有“关中之乱”，有了这几层的保障，再回头看杜诗中的“佳人”，虽不能考定其名，其为实有之人的可信度也便更大了。再从时代风会一层思之，类似杜、顾诗中的被弃女子，当时应有不少，则开篇所引黄生“偶有”之说，倒还可以修正，非“偶有”，乃“时有”了。
至此，有一点需加以分梳，即我们认为佳人为当时实际存在的人物是一回事，而杜甫写此诗是否就全是为佳人立传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正是下文欲进一步讨论的。兹以杜甫这一阶段的生命历程、情感结构为切入点试为分析之。
弃官客秦是杜甫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它拉开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序幕，还在于它是杜甫“凝绝不通‘身’暂歇”的反思阶段。萧涤非先生说：“杜甫的弃官，并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实际上他从此却真是走向人民了。”诚然，杜甫的最终走向人民确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既如此，那杜甫弃官的最初“立意”是什么？《立秋后题》是杜甫欲弃官时所作，循此诗以求，颇能探得诗人此时的心迹，其末“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一句最可深味，盖这一果敢决绝的宣言背后纠结着诗人复杂的生命体验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回顾安史之乱以来的这段经历，杜甫由陷贼而窜归行在，随后授左拾遗、北征省亲、贬官华州、奔走洛阳，一路走来一路诗。从《避地》、《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北征》一直到“三吏”、“三别”，我们分明感受到，虽然其始诗人尚怀抱着“皇皇奔赴之情，汲汲匡时之志”，但在万方多难的流徙辗转中，随着诗人对朝局认识的逐渐清晰，其情怀也旋即由憧憬而怅惘以至最终的失望。《立秋后题》表明弃官正是变乱以来的社会现实、个人遭际促使杜甫进行反思调节以后的结果，而客秦期间身心获得了短暂的停歇也恰恰宜于诗人的深入静观与反思。于是，前此频频出现的“即事名篇”新乐府诗在客秦期间陡然减少，除《留花门》一篇外，代之而起的多有《贻阮隐居》、《遣兴五首》等以陶潜、庞德公等高怀之士为歌咏对象的诗篇。这就难怪仇兆鳌要说“余谓此诗（笔者按：指《立秋后题》），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一味”倒未必然，但“高蹈”这一新树立的人生姿态无疑已构成了这一段时期里诗人体物言志的重要心理基础。不过，不容忽略的是，诗人在困守长安十年期间就已逐渐建构成沉郁型的情感结构，并不曾因此时的“高蹈”姿态而消歇，更进一步说，沉郁型的情感结构与高蹈人生姿态不仅分别表现在同一时期的不同诗篇里，而且在同一首诗中，二者也往往交织融合，互为表里，从而形成一种既有避世之高风，复具深沉之情致的诗风。诗人对古今隐逸之士的把握已不单是其萧散的风容，更注重去揭示隐逸者内在的沉痛本质，如《遣兴五首》其五：
吾怜孟浩然，短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
孟浩然布衣终身，是盛唐处士中之最惨淡者，杜诗正是执着于这一点而塑造一深可悲叹的高蹈形象，与李白笔下“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的风流孟夫子相比，差异可谓大矣！又《遣兴五首》其三写陶潜，杜甫却抓住其“未必能达道”一层加以发挥，陶潜的“枯槁”、“挂怀抱”，杜甫与之最似，浦起龙评此诗云“假一渊明为本身像赞”，颇得解人之旨，不仅是这一首，写阮隐居、孟浩然、庞德公诸作类皆如此，诚如王嗣奭于《遣兴五首》题后所云：“俱借古人以遣自己之兴，非尚论古人也。”可见，将自己变乱以来的身世之感糅入歌咏古今实有之人、实有之事的诗中，是杜甫客秦期间诗歌创作的显著态势。明乎此，我们对《佳人》的创作语境，便有了更切近事实的认识。
与《贻阮隐居》诸作不同的是，《佳人》隐去了诗中形象的姓名。赵次公云“此乃贵人之家，诗人盖不欲出其名氏耳”，然杜甫在写贵族跌落的另一首诗《哀王孙》中有句云“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可见，不是诗人而是诗中所写的人不愿透露自己的名氏。《佳人》之不出名氏，其情形或者也如此，但仍不可必，用黄生的话说，此中还另有原因：“全是托事起兴，故题目但云《佳人》耳。”不惟如此，“托事起兴”一说还从根本上指出，作为一般古体诗的《佳人》与作为“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新乐府的《哀王孙》，它们创作路数上的迥别。“即事”是《哀王孙》写作上的第一要义，诗中写尽了王孙流离失所之态、避乱匿身之迹，动乱之际内外扰攘、叛军猖獗的情形也宛然在目，诚如仇兆鳌所谓：“此见王孙颠沛而作也。”其他新题乐府如“三吏”、“三别”等，莫不写诗人所亲见，这类作品本不事寄托，以对历史事件本身的逼真描写来观照社会人生。清人王夫之未能由此悟入，曾将《石壕吏》与东汉无名氏所作《上山采蘼芜》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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