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刘勰论“体”
作者：张新明
刘勰认为，作品与创作主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体性》开篇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情”与“理”是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言”与“文”则是这种内在精神结构的外化形态。而“才”、“气”、“学”、“习”是决定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四个因素，四者共同作用形成的差异就造成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文心雕龙•体性》）的创作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从内在到外化的过程中，刘勰并没有简单地一一对应了事，而是逐步阐释。
首先，创作主体才华的高低、气质的刚柔、学识的深浅、习性的正邪形成了潜在于他们主观个性中的不同风格面貌。刘勰归纳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即有的作者倾向于学习经书，走儒家之路，从而形成“典雅”的风格，而有的作者含蓄地说理，走道家之路，从而形成“远奥”风格的等等，因此，这“八体”还是创作主体所具有的，能够影响作品的主观风格倾向。
其次，在创作主体的主观风格倾向形成以后，又如何最终表现为客观作品的文学风格呢？“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文心雕龙•体性》）也就是说创作主体要靠学力、才能，并在一定的意志和情感的触发下才能将主观的个性风格转化为作品的风格。“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文心雕龙•体性》），这些才是最终形成的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面貌。
综观刘勰的“体性说”，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沿曹丕的“文气说”而来，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创作主体的个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进行探讨，属于“文如其人”的一支。然而他的理论又超越了创作主体的自然个性，强调后天学习和修养，并主张用雅正的思想和文学作品来引导人的性情。正如他所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文心雕龙•体性》）这正是刘勰的高明之处。
以上是对刘勰论“体”的两个问题的全面阐述，仔细推敲，在这两个问题的论述过程中，是存在一些矛盾的。刘勰是怎样解决这些矛盾的呢？
其一，刘勰一直在强调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的重要性，认为体制是为文的一项硬性规定，使我们觉得他否认不同文体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事实恰恰相反。为了“立体”、“位体”，他必须强调“昭体”，一旦我们跳出这一语境，把视角放到《文心雕龙》全书就会发现，刘勰是注意到不同文体之间的联系并有意识地凸显这种联系的。在纵向上，他认为不同文体之间存在“源”与“流”的关系。“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文心雕龙•宗经》）“五经”标榜于后世，成为文章楷模，源出于“五经”的各类文体虽自成一家，但是彼此之间相互渗透，在表现方式、表现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在横向上，他认为不同文体之间存在交叉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形式上，在“论文叙笔”部分往往将两个体制相近的文体放在一起论述，“赞曰”部分合二为一；内容上，众多篇章中对相近文体的共通之处做了论述。以《章表》篇为例说明：“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此为章、表的共同作用。“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此为章、表的共同写作法则。“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此为章、表共同的体制要求。
其二，刘勰在其“体性说”中，将不同创作主体所倾向的风格面貌归纳为八种。需要注意的是这八种风格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的、与作品一一对应的。因为他同时承认“八体屡迁”，“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文心雕龙•体性》），要像枢得环中那样，运转自如地支配这八种风格，使它们相互作用，才能形成某个创作主体的独一无二的风格。
其三，文体是客观的，刘勰看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与互容；风格是主观的，刘勰也看到了不同风格之间的差异与互容。那么，在客观的文体与主观的风格之间，刘勰又是怎样处理的呢？诚然，文体是重要的，它有着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审美对象，彰显一定的审美精神，这也是刘勰之所以如此重视文体规范的原因所在。这种情况的负面影响在于，既成的体制很容易束缚了创作主体的手脚。但是，实际情况是，运用这种文体体制来创作的主体会主动或被动地来突破这些既成的体制。对此，刘勰所持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明确体制规范，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文心雕龙•体性》），“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文心雕龙•附会》），先要有正确的体制、健康的风格作为引导，为文才有方向。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发挥创作主体的主观性与能动性，“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心雕龙•体性》），达到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
由以上几个问题可见，刘勰在论“体”过程中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既表现了极强的原则性，又保持了相对的灵活性，使问题的论述不偏不倚，又独出机杼。
要言之，从刘勰论“体”这一问题中可以看出，刘勰身处其时的文学批评潮流中，对有关文体的许多实质性问题给予了理论上的发展，这对整个中国古代文体学传承影响深远。因此，深入对《文心雕龙》中“体”的概念的认识与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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