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4期
刘勰论“体”
作者：张新明
《文心雕龙》中涉及“体”或“文体”的篇章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体”的意义也各不相同，现将其主要含义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指某一特定文章体裁，这是“体”最常用、最简单的含义，如《诠赋》篇有“《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虽合赋体，明而未融”（本文所引《文心雕龙》皆出自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8年版），《颂赞》篇有“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等，这些“体”分别指传、赋、颂几种文章体裁。二指不同体裁必须遵守的体制及规范，且体制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如《体性》篇有“故宜摹体以定习”，《风骨》篇有“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明了各种文章的体制，就能做到意思新颖而不紊乱。《通变》篇有“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应该抓住文章写作纲领的主要方面。《定势》篇有“苟异者失体成怪”，勉强求新反而会因为体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三指文体流变，并在运用中潜含刘勰个人的价值取向。如《明诗》篇有“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四言诗的正规体制是雅正润泽，而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是清新华丽，这其中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颂赞》篇有“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颂本来是用来告神的，却渐渐变化为用于人事，因此这是不正规的颂，是“变体”。“斯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颂主要是赞美盛德的，但是这些作品（文中列举曹植、陆机等人的作品）却是褒扬和贬抑混杂在一起，这已经是魏晋时期有了变化的颂体了。四指修辞手法及其格式或特点，如《丽辞》篇有“丽辞之体，凡有四对”，指对偶这种修辞手法的格式有四种。《隐秀》篇有“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指“隐”这种修辞手法的特点是意义在文辞之外。《比兴》篇有“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指“比”这种修辞手法。五指创作主体或作品的风格，如《风骨》篇引魏文《典论•论文》“体气高妙”。六指不同的风格类型，如《体性》篇有“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作者按照本性写作，风格虽然彼此相异，但综合起来却不外八种类型。以上对“体”的含义的列举仅是相对而言，意义之间虽然有差别，但是也有相互补充，通常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它们共同构成了刘勰所论“体”的范畴。
从以上“体”的各种含义看来，刘勰论“体”实际上涉及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的文体及其所必须遵守的体制规范问题；一是作品与创作主体的个性之间存在的关系，即“体”与“性”的问题。那么，刘勰是如何在《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书中来论述这两个问题的呢？
关于不同的文体及其体制规范问题。首先，刘勰极其重视各类文体的体制规范。他把文体的体制规范称为“大体”、“体要”等，且要“立体”、“昭体”、“位体”，否则就会“失体”而成为“谬体”、“讹体”。为此，刘勰在“论文叙笔”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为文者明确不同文体的体制规范和写作要求。以下举例以具体说明刘勰几点主要的要求：一是对文章文辞、内容以及文辞与内容相结合的要求，如《诠赋》曰：“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情感由外界事物引起，作品内容必须雅正；事物通过作者情感体现，文辞必定要巧妙华丽。华丽的文辞还要与雅正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赋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又如《颂赞》曰：“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颂是用来禀告神明的，所以内容必须纯正美善，“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既要求文辞必须清洁明丽。这是对颂这种文体的文辞与内容的要求。二是对文体要有一定的法式要求，如《祝盟》曰：“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祈祷文要诚恳而恭敬，祭奠文要恭敬而哀伤。这就是对文章法式的要求。三是对文体作用的要求。如《铭箴》曰：“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箴主要用来抵御过失，所以文辞必须切实；铭则有褒扬赞美的作用，所以篇体应以弘大润泽为贵。四是对文体征圣宗经的要求，如《史传》曰：“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史传的写作，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必须以经典为准则，在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这样文字上才不会空泛，内容才会确凿。实际上，这几点要求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文体的作用决定其文辞与内容，文辞与内容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法式，而这些又都以征圣宗经为总的指导原则。可见，在刘勰看来，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相应的体制要求，应该写什么，应该怎样写，都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和现实的必然性，一旦超出这个格式，便不成其为此一种文体了。
其次，刘勰不仅极其重视各类文体的体制规范，还分别从写作者与批评者的角度来强调这一问题，使他的理论最终服务于写作者与批评者。对于写作者，刘勰要求其首先要选择好文体。《熔裁》篇曰：“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要想写好一篇文章，要根据主体性选择文体，要选择合适的素材，要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三准”是在告诉写作者在创作之前如何谋划才能合乎文体的体制规范，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能够裁辞，文句才不会杂乱，能够熔意，纲领才会分明。对于批评者，刘勰要求其首先要看作品是否遵循了特定文体的体制规范。《知音》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要想做好文学批评，就要从体制的安排、辞句的运用、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律的处理以及继承与革新等六个方面去评价。刘勰把体制放在第一位，可见在他看来，批评家衡量创作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创作主体能否遵循特定的文体的体制规范进行写作。
最后，既然不同的文体都有其相对稳定的体制和规范，创作主体按照需要选择了某一种文体后，就会遵循其体制规范进行写作。因此，创作主体虽相异，遵循的体制规范却相同，这就形成了此种文体相对稳定的整体态势，且整体态势随文体变化而不同。刘勰在《定势》篇中就专门论述了这一点。《定势》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为何“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作者情趣多种，作品变化多样，但是写作时，则要像弓箭之矢必须笔直，山涧急流必须迂回那样，应依照具体内容确定体裁，并根据体裁形成一定的体势，这样的作品才能要圆则圆，要方则方，自然成趣。二是如何“定势”：“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不同文体体裁的写作方法不同，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却也很难超越，只有熟悉各种写作法则，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因此作家要善于配合运用不同的文章体势，做到“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但不管怎样互相配合，都要“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也就是不能违背此类文体总的趋势。三是整体概括不同文体决定的不同客观态势或体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在此，刘勰又把上文“论文叙笔”部分所列的文体总括为六个大类，并对其体势进行概括，是对其上文的补充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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