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5期
伟哉旷达士 知命固不忧
作者：王许林 盖德安
那么，何谓“旷达”？《辞海》释曰：“开朗豁达，放任达观。”《辞源》释曰：“心胸开阔，举止无检束。”这仅仅是表层字面的意思。深入一步思考，古人所说的“旷达”，具有久远的传统和历史的内涵，既是一个人论命题，又是一个文论范畴，而且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就人而言，“旷达”可谓人生的一种胸襟和选择，是对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境的超脱，是对人格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就文而言，正是这种人生胸襟和选择实践于文学活动，从而形成一种“花覆茆簷，疏雨相过；倒酒既尽，杖藜行歌”（《二十四诗品·旷达》）的境界和风格，并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奇特的亮点和风景线。
追根究源，“旷达”当从庄子说起。《庄子》书中似无“旷达”一词，但其津津乐道的“逍遥游”——无名、无功、无己、无用之境，实乃古人“旷达”的滥觞。庄子作为古代最早参透人生和生命的大智者，不但看到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胠箧》）的社会黑暗，更对谁也无可迴避的人生困境——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境，有着独到的考察和体悟。所谓生存困境，指人的一生中难免遇到的灾祸、挫折、病痛、烦恼等等，如庄子所说：“（人）一受其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不是吗？人一旦禀受形体，就处于外物相互摩擦、残害之中，无休无止，直至人生尽头；终生辛劳忙碌而不见成功，疲病困乏而不知归宿，岂非莫大的悲哀？所谓生命困境，指人的生死问题，长生不老是虚妄的，死亡是任何人必然的结局，如庄子所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又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同上）是的，岁月无情，人生易逝，生死相伴，如同气之聚散。在永恒而无限的宇宙天地面前，人的生命是何等短促、渺小、脆弱！
深刻认识到人生的两重困境，是否意味着庄子放弃人生、悲观厌世乃至颓废没落呢？相反，这表明他的清醒、他的睿智、他的探索。既然人生的困境是必然的，那么人又如何平心静气地度过一生，并且获得最美、最高的人生境界？庄子指出了几种途径和方法：一是安贫乐道，采取蔑视权势与富贵的处世态度：“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见利轻亡其身，岂不惑哉！”（《让王》）二是看破生死，追求天人合一、物我相偕的心理境界：“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三是清静虚明，享受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生活情趣：“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山木》）一言以蔽之，庄子引导人们的心灵从生死、贵贱、荣辱、寿夭、苦乐得失等种种人生枷锁中超脱出来，活得轻松些，活得自由些，活得潇洒些，活得开朗些！而这，正是中国士大夫执著追求、向往的瞬间而永恒的人生观——旷达！
奉庄子的思想和行为为圭臬，并浓缩成“旷达”一词，将其推演到极端地步的，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尤其是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旷达”盛行魏晋并非历史的偶然。魏晋本是个乱世，战火不断，社会混乱，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不但平民百姓，就是贵族士大夫也时时面临生死杀戮的危险，朝不保夕，胆战心惊。不可捉摸的血雨腥风催生了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加重了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生死问题的思索。他们用疲惫而伤感的格调，不断哀叹生命的短促与无常：“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曹植《箜篌引》）“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人生若浮寄，年时急蹉跎。”（张华《轻薄篇》）正是这种对命运的恐惧、对前途的绝望，促使阮籍等人转向庄子的“齐万物”、“一生死”的人生哲学，背叛现存的名教、礼法，抛弃权势、利禄的束缚，走一条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旷达人生之路。魏晋士人的旷达，较一般的表现为独来独往、服药行散、谈玄养神，追求形体的解脱和心灵的超越，如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追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这个遗世绝俗、与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可谓魏晋士人理想生活、理想人格的生动写照。而最为惊世骇俗、令人瞠目的表现，则是放浪形骸，嗜酒如命。且看《世说新语·任诞》的记载：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例子不胜枚举。中国文人虽说历来好酒，但这样群体性不顾礼法、不分场合、狂醉滥饮的现象，实在是空前绝后的。今人看来或是疯颠、荒唐、丑陋，而时人却不以为怪，甚至“贵其旷达”；他们自己也颇为得意，“亦以旷达自居”（《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其实，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举，在这些惊世骇俗的行为后面，隐含着魏晋士人独有的人格精神和人生选择：他们身处政治上四分五裂、道德规范土崩瓦解的时代，目睹了太多的阴谋、灾祸、流血，既然对黑暗和邪恶势力无力抗争，又不愿趋炎附势、欺世盗名，还要保持文人的清高、耿介、不群的品节，那么惟有的出路就是重神轻形、放浪形骸，以纵酒荒放来获取心灵的慰藉、自尊和超越。其实，他们本是志气宏放，嫉恶如仇的才识之士，选择这种“旷达”的人生之路实在出于无奈，内心深处也是痛苦不堪的，史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即为典型表现。所以，后人当宽容他们的荒诞，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
把“旷达”由人生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并创造出独标千古的境界和风格的，当推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出身庶族寒门，早年曾信奉儒家，怀有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但是，东晋腐朽的门阀制度扼杀了他的政治理想，一生仅做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而层出不穷的战乱、篡夺、阴谋、争斗，更使他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弱年适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于是，中年之后在思想和精神上逐渐趋向老庄的“委运乘化”，决心“不为五斗米折腰”，高吟“归去来兮”，走上一条归隐躬耕的人生之路。这样，陶渊明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在大自然生生化化的背景上，深切感悟到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促，以及生的压抑、死的恐惧和命运的无常，反复写下如此诗句：“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旧园后》之四）“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之一）“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之十五）“幽室一以闭，千年不复朝。”（《挽歌诗》之一）……是的，“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十五），在绵邈而悠远的宇宙时空参照下，人的一生确实是短暂、仓促、渺小的，身处其中的人无可避免地会产生忧郁、惆怅、伤感、孤独，这是一种埋在深层的心理意识，具有永远的、根本的哲学性质。然而，陶渊明的高明在于并未因此而忧心忡忡、痛苦绝望、厌弃人生，而是努力抗衡、冲破郁结心头的生命孤独感，以宽广的胸襟和通脱的态度，开辟人生和创作的旷达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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