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5期
一位清醒而痛苦的悲剧英雄——诸葛亮
作者：淮 茗
不管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思想艺术的具体评价如何，它写了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悲剧，这一点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从蜀国一方的立场来看，这种悲剧性表现得更为鲜明、彻底。无疑，这场悲剧是不同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在作者笔下，胜利的一方在道德和能力上处于劣势，而失败的一方却具备所有能够成功的有利要素，无论是道德还是智慧，从君主到大臣，都有着十分理想的优良品格与素质，尤其是其核心人物诸葛亮，不仅着墨最多，而且人格品德也近乎完美。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笔下，他成为贤相忠臣的化身，赤胆忠心，鞠躬尽瘁，为明君所信任，得以充分施展才能，治国带兵有方，足智多谋，料敌如神。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有着超乎常人的才能：呼风唤雨，预知未来，以致于鲁迅先生称其“近妖”。但是道德和智慧上的领先优势并没有带来最后的胜利，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的开端，却以兵败如山倒，乐不思蜀式的不堪表演结束。于是，前辈苦心经营的基业瞬间化为乌有，终生不懈的努力在嘲笑声中失去意义。在庄重与荒诞的合奏声中，上演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在这场震撼人心的大悲剧中，诸葛亮是最为清醒，也是最为痛苦的一位。
以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和过人洞察力，他肯定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结局。当所有的努力注定是一场徒劳时，预知未来的人无疑是最为痛苦的，因为他无法像别人那样永远对前途怀着一份希望。实际上在诸葛亮出山伊始，就笼罩着一层不祥的气氛，司马徽“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的惋惜、崔州平“恐不易为，徒费心力”的劝说，都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在当时隆中一带隐居的高士中间，这可以说是一种共识，并非诸葛亮一人认识到这一点。也许诸葛亮还不清楚这场历史大幕最后究竟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地点拉上，但自己到底能走多远，能做到什么程度，早在隆中面对刘备时他就心里应该已经有数了。毕竟在观天象、识天时方面，他绝对是一位内行专家。也正是为此，出山辅佐刘备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让刘备三顾茅庐自然不是自抬身价的作秀行为，它是可以理解的。最后他还是出山了，这一方面是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是他实现人生抱负的最佳选择。在北方曹操、江东孙权大业已定的形势下，他已经失去在这两个阵营中做管仲、乐毅的时机，只有刘备能给他这样的机会。老实说，为身无定处、四处漂泊的刘备在魏吴二强的夹缝间寻得一片存身之地，形成鼎足之势，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足可看出他的远见卓识，事后的发展也一步步验证了他隆中的那番预言。但是，这注定是其事业发展的极限，他无法使这个最弱小的一方再多走一步，因为他深知曹操“诚不可与争锋”，孙权“可用为援而不可图”。既然其他两方不可争锋，不可图，显然兴复汉室、北定中原就只能成为一种理想，以当时的形势，这只能是一件无法实现的浪漫理想。当诸葛亮放弃了务实的作风，不顾天时和实力，执意为自己的远大理想放手一搏时，悲剧也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为此付出代价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亲手缔造的这个国家。
这样，以三国鼎足之势的形成为界，诸葛亮的人生就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基调是欢快、明朗的，后一个阶段则是低沉的、灰暗的。从隆中出山到入川立国的那段时间里，诸葛亮可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其过人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示，火烧博望、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气周瑜，巧妙地在魏吴势力范围的空白点不断着力，终于帮刘备白手起家，创下了一份难得的基业。他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版图，将曹操一手操纵的单边世界改造成三足鼎立的共生局面，自比管仲、乐毅的政治抱负真正得到了实现。他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刘备，而且也成就了孙权，没有刘备这额外生出的一极，仅仅靠东吴是无法保持这种平衡局面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标志着诸葛亮人生事业的最高峰，其间，他的精神状态也是最好的，尽管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各种条件远比立国后艰难。
到达了极点，如果没有新的突破，也就意味着下坡路的开始。天时不过是当时形势的神秘化表达，熟知天命的诸葛亮自然明白，蜀国虽在魏吴的夹缝中打拼出一席之地，但它已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这是由蜀国的实力和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事实上，在著名的隆中对里，诸葛亮所描绘政治蓝图的顶点就是三足鼎立。之后的复兴汉室、北图中原不过点到为止，只是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远景展望，并没有可具操作性的规划设计。当形势的发展超出隆中蓝图的视野之外时，诸葛亮面对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蜀国何去何从，全看他如何安排设计。关、张、刘三位第一代创业者的相继去世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标志。之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比创业时，他面临的环境实际上更为险恶，天时、地利等关键要素的缺乏之外，苦心营造的人和优势也正在逐渐丧失：原先形同鱼水的君臣关系因后主的昏庸和宠新宦官而不复存在，大将的不断夭折使他经常陷入“无米之炊”的尴尬，时隐时现的内讧内耗也损伤着蜀国本就不够充沛的元气。
显然，以当时的政治形势，守成待变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也是包括刘禅在内的不少蜀国君臣的想法，刘禅“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之类劝告，固然听起来缺少志气，不那么入耳，但未必就是误国祸民的昏招。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一生谨慎稳重的操盘手在其人生最后阶段下出的却是一招招险棋，他放弃了和棋。重压并没有使诸葛亮屈服，相反，他变得更加激昂，成为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在他，这也许应该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其品德和智慧是无可怀疑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为自己和蜀国制定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种进攻是最好防御的策略虽然在军事史上也颇有成功的先例，但对势力单薄的蜀国未必适用，相反它还加快了蜀国的灭亡。这次他无法再像先前那样创造奇迹了，固执的逆天而行之举使他失去了上帝之手，等待他的不再是功勋和荣耀，而是冷冰冰的失败和绝望。
既然路还没有走到尽头，理论上胜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就不能不顽强地走下去。只是每一步都迈得分外艰难、分外沉重，从前后出师表那充满苦涩的语气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一种凄凉的暮年心态。确实，几乎每次北伐都是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开始，要么是星象不利，“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奎星躔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要么是出现怪异征兆，要么是大将夭折，要么是大臣反对。但他依然坚持着，支撑他的是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是兴复汉室、北定中原的远大理想。为此，“深明天文”的他不惜放弃原先的立场，反对天象之说，将其斥为“虚妄之灾氛”，并提出“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之说来为自己辩护。这些道理也许连他自己都未必能说服。
于是，他要面对的不仅有强大的敌人，还有明显不利于自己的天命，且不说后院不时失火构成的极大牵制。他再不能像舌战群儒、三气周瑜那样轻松地玩弄对手于股掌之上了，因为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一个旗鼓相当、令他头痛的对手——司马懿。尽管历次北伐都小有斩获，但局部的得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势。面对司马懿这样一个知根知底、老谋深算的对手，他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丝毫马虎不得。不过千虑之下到底还是出现了闪失，而且是一个致命的闪失。向来以知人善任著称的他竟然犯下了一个如此低级的错误，让纸上谈兵且列入黑名单的马谡冲锋陷阵，使本已不错的形势骤然恶化，自己也沦到冒险唱空城计的地步。尽管空城计被传为千古美谈，但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它更多的显示了局势危急的程度，显示了诸葛亮晚年举动失措的苍老心态。最后，上方谷的那场大雨彻底浇灭了他仅存的希望，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一声长叹中包含多少无奈和辛酸。他无法不绝望，因为路已无可回避地走到了尽头。“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五丈原的秋风彻骨生寒，命运对这位壮志未酬的老人确实是过于苛刻了，他走得极为不甘，而且走在了老对手司马懿前面。他的缺席意味着什么，蜀国的君臣马上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感受到一个巨大的空白，一个无法填补的巨大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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