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湘绮楼日记》与王闿运的性格和人格
作者:傅宇斌
第三、“情”、“礼”相对论。王闿运自诩为善言情者,其所谓情在民国四年的日记中有阐述:“情自是血气中生发,无血气自无情,无情何处见性?宋人意以为性善情恶,彼不知善恶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气乃是性,食色是情,……武氏控鹤,与登徒差似,但控鹤非其配耳,此则武氏之不幸,彼直任性,不用情也。”(《湘绮楼日记》卷五)所论大要是因情以见性,情须有致,而不可无度,无度则为任性而非情。然而这是王氏晚年所思,在其早年则有忘情和至情之挣扎。同治十年他在日记中深悔自己不能忘情:“榜人落水,衣裤尽湿。盖余学道,而好作绮语,故以此相警也,明当戒之。李云丈昨与余言,向老久静,不知七情为何物。余已能去怒惧恶欲矣,而未忘哀乐,亦缘文词为障,庄子所谓以香自煎也。携妾不障道,殆非诚语。”(《湘绮楼日记》卷一)其提倡忘情当然是受他的庄子思想的影响,如他在《庄子内篇注·逍遥游第一》中序曰:“逍遥游者,言识道也。夫大化无朕,含生有智。智则七情之所由,情则至道之所蔽。苟不能冥归草木,顽比金石,抑其智而将决,任其情而必争。争则害物者少而害己者弘也。”但他却并非真能忘情者,尊经书院期间,他深感自己儿女情长,光绪十八年的日记中他更反省信“齐物”之过:“先孺人忌日,素食深居,一无所作,而未能哀敬。虽时自反,习气好戏,竟不斋也。病此卅年矣,少时犹有至情,何学成而更退,庄子齐物之过耶?”
王闿运一生既不能忘情,又不曾任情,因为他除了讲情外,还注意礼的制约作用,这使得他一直徘徊在两者之间。王闿运早在十九岁结识彭嘉玉时就有治礼之意。二十四岁时始治礼,成《仪礼演》十三篇(《湘绮府君年谱》卷一)。此后他又治礼书三种,在书院教学时,暇则习礼,如光绪六年在尊经书院掌学时常教诸生演释奠礼、饮酒礼用及乡饮礼等(《湘绮楼日记》卷二);光绪十九年任船山书院山长时深责自己祭曾庙时礼节有失:“烝祭曾庙,巳正行事,荐馔失节,礼文生疏,盖行之廿年而犹未娴,甚可愧也”(《湘绮楼日记》卷三)。王闿运行礼节仪也多有苛求处,如光绪三年其子代丰娶妇入门,他所行之庙见礼已不合于时:“晨起与两儿论庙见礼,新妇初来宜如何入庙。余以为于时祭后,必有一特祭。必于时祭者,不敢轻辟庙门。必知特祭者,以教成推之。今时俗不用庙见礼,而以入堂拜祖为庙见,似亦可通,而究未敢言礼者。”(《湘绮楼日记》卷一)因为执守古礼,王闿运对已经变化了的今礼并不遵行,如光绪五年四月十四日:“又有新任教官何某来拜。凡院第与教官有堂属之体,不知起何时,余必坚辞之。称之先生,礼也。何某则自称愚弟,体纪大乖,余又辞之,并不回拜,亦礼也。”(《湘绮楼日记》卷二)又如光绪六年七月廿一日赴宴饮:“乃闻有康巡捕,以下吏陪客,是侮客也。……盖尊者可召贱者食,贱者亦可迎尊者食,唯独请客,不可贵贱杂。俗人难语体,托故而还。”(《湘绮楼日记》卷二)在王闿运日记中这类事情比比皆是。也正因为王闿运斤斤于礼,故而他想做到忘情实不可能,而在他的诗教思想中,他也倡贵情,所以他的情、礼思想对他性格的折射就越发显得斑驳陆离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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