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湘绮楼日记》与王闿运的性格和人格
作者：傅宇斌
一、环境影响下的性格特征
王闿运六岁丧父，十岁即因家贫无法念书，这种孤苦情境激发了他更大的追求优越感的要求，因而在性格上他便表现为坚忍勤奋和狂妄自大。王闿运在九岁时即能向学苦读，十五岁时家贫无力购书，便辗转借书抄读，而在二十二岁时，定下每日抄书之课，此后寒暑不辍，其子代功认为“二千年以来学人抄录之勤未有盛于府君者也”（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王闿运的狂妄则表现在他对古人和时人的睥睨，在他心目中无疑有两个人是他一辈子都意图超越的，这便是清初的王夫之和同时稍前的曾国藩。如他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中的日记中写道：“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也。”光绪三十一年更说：“看船山讲义，村塾师可怜，吾知勉矣。王顾并称，湖南定不及江南也。”王闿运实全不解船山学说，船山之学要在体用合一，与宋儒本有根本不同，而王闿运一贯是见义理之说即头痛，他竟然会认为《读性理大全》与《千家诗笺注》同类，足见王闿运是只看了书名，而未看书。然而虽然王闿运狠狠地批评王夫之，而在他自己的议论中却常常袭用王夫之的观点，甚至在文学观点上也多搬用。这种可笑的行为正说明了王闿运深深的自卑感，他对曾国藩及其他人也多如此。他多次入曾国藩幕，然而一有不合便离去，虽有笑傲王侯的风度，但要相信他有纵横之术实无足够的证据。他多次表示对曾之不屑，认为“曾侯日记，殊草草不足观”（《湘绮楼日记》卷一），评当时湖南三杰：“胡文忠公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公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高能访人才，而不容人才。”（《湘绮楼日记》卷二）全为意气之评。濒临倒塌之清王朝能在鸦片战争后维持半个多世纪，与曾国藩等人的支撑有密不可分的影响。当时胡、曾、左幕府之盛，可谓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王闿运所谓“人才”可能更多地指他自己，他一直游离于曾国藩的幕府却未见用，自然发出这种可怪议论。王闿运在文学上也有与曾国藩一争高低之想，他写《湘军志》时，曾国藩已去世多时，所以他叹道：“曾涤丈言画像必以鼻端一笔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然，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头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余学古人如镜取形，故无先后照应，借其生时未及论之。”（《湘绮楼日记》卷二）王闿运在文学上固多自己的想法，而曾国藩对他的影响也是伴随终生。
王闿运的狂妄在性格类型上可以看成是高自尊型性格。自尊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人对自我概念的评价，实质是人是否喜欢他本人所认为的自己。高自尊的人倾向于较高地评价自我。实验表明，高自尊者的行为动机来自于对自我提高的关注，他们对提高自己的尊严和公众形象感兴趣，他们在面临消极反馈时，也能维持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他们想到的是自己好的方面而不是自己偶尔失败的地方。王闿运可以说是极度的高自尊者，前面的论述己见一隅，更有甚者，他直诋孟、荀之学为无用，《论语》也有十弊，实际上他的很多议论都是隔靴搔痒，任意武断，如论《论语》中“《武》未尽善”为一蔽，说“其言悖”（《湘绮楼诗文集》），全不解这是孔子在听《韶》乐和《武》乐后的艺术审美判断，故而叶启勋在评价其《论语集解训》一书中说，“盖其意在自造新义，求胜于往哲，一味自欺欺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可谓一语中的。王闿运一生醉心功名，二十六岁即中举，然而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这时他已年过四十，以此时的盛名，若再去应试，无疑于威名有损，因而他自我安慰道“举人乃人材之薮”（《湘绮楼日记》卷三），如此可笑的议论正说明了他内心的热衷。
王闿运的狂妄多表现在对前辈和同辈的态度上，对后辈则极为谦和，向他问学请益的人中不仅有像陈三立、曾广钧、易顺鼎、杨度、夏寿田这样的世家子弟，而且王闿运对平民出身的弟子也一视同仁，延揽有加，他在诗中劝勉孤儿刘锡庆说：“孤儿易成人，有父恒骄痴。……丘也亦少孤，随母共脯糜。茕茕不料生，岂曰耀当时。譬彼木有由，抽擢十丈枝。皇天无私荣，春露有由施。易成良易倾，尔其慎威仪。秦、蜀非汝乡，燕、吴不可期。茫茫四海途，孑孑一孤儿。期望非过情，舜、颜在所为。”（《湘绮楼诗文集》）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则提到了王氏延誉铁匠张正阳的趣事，现摘抄如下：“县人张正阳者，本锻工也，耽吟咏而为人佣，一夕，睹白桃花盛开，而月色绮映，忽得句曰：‘无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陈鼎见之大惊曰：‘子诗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会大雪，戴笠著屐，单衣磬踔，造门投卷。阍者见其面垢衣敝，拒不为通，则大呼曰：‘我以诗谒王先生，乃却我耶？’阍者不得已为进。方设筵宴邑令。邑缙绅先生咸在，闿运即席开卷读，顾曰：‘邑中有此诗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阳泥淖满身，而貂狐裘丽，嫌为所污，莫敢酬对。闿运则殷勤问讯，遂使受学而补诸生。”（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王闿运一直提倡有教无类，在“王门三匠”中除了铁匠张正阳外，还有木匠齐白石、铜匠曾招吉，后来均成大器。在他的著名弟子中还有僧人寄禅和女弟子杨庄。
王闿运对后学的“温霭逾恒”，也反映了他晚年心态中的宗派意识。王闿运的开宗立派思想在其执掌尊经书院教席时即已滋生，任船山书院山长后更为彰然。执教尊经书院后，王闿运的理想便是要做申屠蟠，尽天下英才而教之，故而来请受业者王氏无一拒之门外，而且王氏也颇有借这些高弟子光大门楣之意。光绪二十五年日记中记道：“沈琇莹来，肄业石鼓，高等生也，亦欲藉其才华以张吾军。”光绪二十九年其弟子张正阳生病服药，王闿运不乐，认为“唯事服药，殊非湘绮学派”。正因为王闿运的这种门派意识，所以他“启迪后生如不及，恢张学风，不知老之将至”（《近百年湖南学风》）。
二、人性论思想中的人格反映
王闿运的性格除了环境的影响外，还与其人性论有关。虽然王闿运并没有系统的人性论思想表述，但从他诗文日记及有关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王闿运的人性论有三个特点，兹述之如下：
第一、以儒释庄，以庄达儒。王闿运性格中有放旷优游的一面，这与崇尚庄子有关。王闿运一生以庄子为其理想人格，三十五岁开始治《庄子》，以《庄子》为入道之阶，在日记中也多处表达了对庄子的向慕，尤其折服庄子的“逍遥”、“齐物”之义，同治八年的日记中他表明注庄子的意图在于明圣人不言性与天道之意，同治十年的日记中认为荀、墨、孟皆务诋人以自申，由此知庄子之道大，光绪五年的日记中则认为庄子的境界为不可及，其文如下：“……唯说孟子‘天爵、人爵’之说，苦与世俗较贵贱与良贵，及‘得志勿为’意，同是鄙见。又曾引曾子语，以仁义敌富贵。其书多为下等人说法，墨子亦慑于十金，当时贤十如此，况其下乎。荀子似高一层，而专欲尊时王，甘为其用，又不及墨、孟，然后知庄子之不可及也。”要之，王闿运接受庄子实以逍遥世外，智者莫辩为高，这无疑对他的性格形成一定的影响。光绪八年，王闿运时满五十岁，他与友人论事时谈及自己的性格：“锡九来，……与论可与共学。谓略通九流，知天下道术无不在，则无不用无不学。曾涤生庶乎近之，然心眼太小，有时不自克，故未可与适道也。余则从容优游，无所不窥，视无下是非厉害不得至乎前，可与适道也。然结习多，意气重，心口快，言行相违，身心不相顾，故未可与立。”诚然斯言！然而王闿运解庄多以儒入庄，他认为庄子是孔子真正的继承者，正因为这种认识，他的性格依违于“放”与“执”之间。王闿运在《庄子注序》中开头就驳斥庄子是道家之说：“庄子之书，古今以为道家之言。《杂篇》、《天下篇》叙论诸家，别于关尹、老聃，而自为道术，非欲继乎老也。寓言者，周之自叙也，其所称孔子、老子、曾子、杨子，又多称颜回，其篇首言春秋经世，则学孔子受春秋，具有渊源。或曰庄子受学于田子方，子方为子夏之门人，要其学过子夏并颜子矣。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书先道后礼，而老为道宗。孔定六艺，儒者习焉。推孔为儒宗，孟、荀同时，未数数然也。”（《湘绮楼诗文集》）王闿运以庄子为继孔子者，又以为《杂篇》、《天下篇》为庄子自叙，而内篇为弟子所作，确为不根之言，他对庄子的这种理解导致他的《庄子注》充满了儒、道杂糅的痕迹，如他注《齐物论》序说：“齐物论者，学道之阶梯也。盖以为人接物而生物缘论，而异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无哀乐喜怒之常，自是所知。故圣人以让教之牵人从己。故先王以学养之让穷于争斗，学止于驯智则向道之意沮，为善之报虚。然则固穷非子路所能，力征乃嬴政之效。弱者厮养强者，侯王三代以来圣徒绝矣。达人探纷夺之原，广贤人之志，以为员员不可以理计，悻悻不可以德消。苟不通观，岂皆情遣者矣。且斗则有敌，敌小则我亦小矣；穷则有冀，有冀则为妄矣。故曰：我战则克得其道也。君子无争，无所争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而况圣人乎？”（《庄子内篇注七篇杂篇注二篇》，《王湘绮先生全集》本，民国十二年长沙汇印）姑不论认识是否正确，其所注庄子各篇大率归于儒家之教，如上述注《齐物论》即可见一斑。此种以儒释庄，以庄达儒的注释方法不仅间接表明了王闿运的人生态度，而且对王闿运的人格理想也是很好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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