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古诗归》：体现竟陵派诗学思想的选本
作者：解国旺
陶渊明超脱淡远的情怀与钟惺孤傲静寂的心态颇有吻合之处。出于个性及所处时代等多方面的原因，钟惺对眼前的世界采取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虽则是冷眼旁观，却并不是完全的与己无关。在刚进入仕途之时，他也“思有用于当世，与一二同官讲求时务”（谭元春《退谷先生墓志铭》）。然而他所处的晚明时代，已很难为之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了。在积极用世的努力陷入绝望的时候，他便转向自我的适意，力求在污浊的时代里保持住自己人格的独立与高洁。陶诗中流动的那种自然与心灵、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美，正是竟陵派所谓“厚”的极致，是出于“灵”而“灵”又不足以言之的“厚之极”，也是钟、谭所向往的最高境界。
钟、谭对他们理想的审美境界“厚”的追求，是通过从古人之真诗中寻找古人的灵心、古人的真精神来获得的，而他们所注重的古人真精神，是以“幽深孤峭”为特征的。对竟陵派来说，“幽深孤峭”不但是一种审美风格，更是一种独立超越的精神，这是钟、谭在复古与公安两个影响甚大的流派之间找出的一条中间路线。“幽深孤峭”所代表的精神上的独立超越看起来好像是反世俗的，实际上却是最世俗的，它以清高雅致来谋求在两个大流派之间占有一席立足之地，迎合了一种更深刻的世俗。
钟、谭所追求的“幽深孤峭”，虽然偏离了审美正统，但毕竟是雅的东西，只是他们对雅的理解走向了求异的一面。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排斥“俗”。钟、谭力图要找出的是古人之真精神，既然是精神，则雅俗之中都可能有所包含，这可以从《古诗归》选录了大量的谣谚民歌、艳情诗、僧道和女性诗，以及《焦氏易林》和仙鬼之作中得到明证。实际上，对于齐以后之诗，钟、谭是从整体上持否定态度的，谭元春在《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中说：“春选古诗，至齐梁陈隋而叹焉，顾伯敬曰：岌岌乎殆哉！诗至此时，与填辞差一黍耳。隋以后即当接元，被唐人喝断气运。天清风和，可谓炼石重补矣。伯敬以为然，相与咨嗟久之。然有真能动人者亦不能舍。”（谭元春《奏记蔡清宪公前后笺札》）他们认为诗至于齐，实际中与填辞只差一点点了，而填辞是不为人所重视的。虽然从整体上否定了齐以后诗，但对于其中“真能动人者”，他们还是予以选录的。谭元春在评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一诗中说：“予见《名士悦倾城》一题，不觉欣然，以为知情者。”钟、谭认为，文人之靡绮在情不在辞，如果此情能够常留天地间，则人人有生趣，有生趣这个世界才会灵活，灵活才能达到朴的境界，那么，寻求朴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这满世界的灵活，追溯到常留于天地之间的情。
钟、谭从歌谣、艳情、僧道等一般意义上的“俗”诗中看到，正是这些诗歌体现了古人灵心的生趣。如在论及僧道诗时，钟惺说：“神仙，得道者也。道岂肤俚之物？今人看仙诗多向快活边求，不向灵奥边求，故肤俚者得托之。以上数诗，妙在文士假托不得。李太白辈无处着手。”（评扈谦《诗》）文士不能措手假托者，亦即从性情自然流出、非有意而为之作，他们寻求的是僧道诗中的灵奥之处，也就是这些诗中所蕴含的古人之真精神。
钟、谭在论诗、评诗时以“厚”为标准，而他们自己的诗作却与之相差甚远。钱钟书先生说：“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盖钟谭于诗，乃所谓有志未遂，并非望道未见，故未可一概抹杀言之。”（《谈艺录》）其实钟、谭自己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夫所谓反复于“复”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与高孩之观察》）他们在理论上虽然知道诗有这样一种很高的境界，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常有的一种状态。
《诗归》一书，不过是一部古、唐诗选本，而钟、谭既赖之以成名、成派，亦因之而遍遭垢厉。这样一个普通的选本，何以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人人“奉之如尼丘之删定”的神圣地位就一下子跌入“诗妖”、“亡国之音”的骂名声中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大概要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找。
钟、谭所处的晚明，正是朝政混乱，缙绅树党，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此种社会状况下的士人心态，必然要由前后七子时的有志于用世而转向自我的适意。末世的情绪和封闭静守的心态反映在文学上，就与钟、谭所倡导的“幽深孤峭”、“孤行静寂”、“孤怀”、“孤诣”等正相吻合，“竟陵在晚明之影响超过公安远甚，固然有文学自身的因素，但它在人格心态上与多数士人更为接近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所以《诗归》一出，即能风靡大江南北，以至于“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钟、谭不过是位卑名微的小人物，他们编选的《诗归》能够如此风行，实在也是时代使然。《诗归》的流行，可以说是社会风气对文学风尚产生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
《诗归》被冠之以“诗妖”、“亡国之音”等罪名之时，正值明清之交，许多学者都对明代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大多将原因归结到了明末李贽、钟、谭等所倡导的学术风气上。对钟谭批评最猛烈者，当属钱谦益和朱彝尊了。由于二人在文化思想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影响之下，遂成定论。以至于整个清代，“为竟陵所熏染”成了最不光彩的评骘。正如唐初对宫体诗的批评一样， 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政治有着不可解的联系，一旦沾染上了“亡国之音”这几个字，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竟陵派之销声匿迹也就是势所必然了。客观地说，竟陵派所树立的评价基准及学习的最佳典范大体上是不离儒家传统诗教精神的。虽然他们对“真”、“情”、“我”之提倡，对“孤怀”、“孤诣”之坚持，确有游离于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之外处，要其大旨，还是不甚偏离的。而竟陵派的消亡，一方面是由于钱谦益、朱彝尊等人对其“亡国之音”的定评，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幽情单绪”已明显地不再适应明末清初之情势，大众的审美需求变了，一种诗风必然也要随之消歇了。
从明末《古诗归》之风行，到清初竟陵之消歇，虽只短短三十年，但社会、政治变动之大，影响至于士人心态、社会思潮以及文学风尚等都急速转变，《古诗归》遂由显而至于隐。这其间，《古诗归》一书作为文本的存在是静止的，它的风靡天下来自于其中所包含的诗学主张与当时的文学及社会思潮之间的契合，即钟、谭所倡导的“幽深孤峭”诗风正好迎合了当时大众的审美需求。它的痛遭贬斥亦同样来自于此，即其诗学主张已不再适应新的文学及社会思潮的要求，不再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而又正逢亡国之际，钟谭所倡导的衰世之音，恰又是“诗亡而国运从之”的典型写照。《古诗归》一书的由显到隐，是古诗选本与文学及社会思潮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例证，从中可以看出社会思潮、文学风尚以及大众的审美需求对古诗选本盛衰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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