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
《古诗归》：体现竟陵派诗学思想的选本
作者：解国旺
钟、谭二人没有像他们之前的七子派和公安派那样，通过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宣扬其诗学思想。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古诗选本这一选评结合、既有理论批评又有经典范本可资借鉴的形式，传播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熟谙古诗选本的妙用：“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凡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何者？人归之也。选者之权，能使人归，又能使古诗之名与实俱徇之，吾岂敢易言选哉！”（钟惺《诗归序》）“故知选书者非后人选古人书，而后人自著书之道也。”（谭元春《古文澜编序》）钟惺甚至称自己“盖平生精力，十九尽于《诗归》一书”（钟惺《与谭友夏》）。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竟陵人（今湖北天门）。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官至福建提学佥事。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竟陵人，与钟惺同乡。天启七年举乡试第一。元春名辈后于惺，因与钟惺合编《诗归》而著名。钟、谭所编《诗归》，包括《古诗归》和《唐诗归》两部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至隋代诗；《唐诗归》三十六卷，选录有唐一代诗歌，以盛唐为主。竟陵派的诗歌主张主要体现在其《古诗归》一书中。
《古诗归》所录汉魏六朝诗人中，选取诗歌最多者为陶渊明52首，其次为谢灵运26首，再次则谢朓22首，鲍照为18首，颜延之14首，简文帝13首，而陈思王曹植仅选10首，位列第七。与李攀龙的《古今诗删》选录诗人推崇谢朓不同，钟、谭所树立的最佳典范是陶渊明。他们在选诗时，对无名之人、无名之作给予了普遍的关注，这是《古诗归》与《古今诗删》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乐府与古诗之间，钟、谭更重视的是乐府；在各代诗中，他们对古逸诗及汉诗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竟陵论诗，以“厚”、“灵”、“清”以及“别趣奇理”等为宗旨。《古诗归》对古诗的选取与评论，不但体现了他们这些诗学主张，而且蕴含着更丰富细致的内容，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他们的诗学思想。
“厚”是竟陵派论诗的最高审美境界。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弟尝谓古人诗有两派难入手处：有如元气大化，声臭已绝，此以平而厚者也，《古诗十九首》、苏李是也。有如高岩峻壑，岸壁无阶，此以险而厚者也，汉郊祀、铙歌、魏武帝乐府是也。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若夫以顽冥不灵为厚，又岂吾孩之所谓厚哉！”钟惺在此指出“诗至于厚而无余事也”，也就是说，“厚”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
“厚”本是复古派论诗所标榜的境界，所谓汉魏、盛唐的高格正是以浑朴蕴藉为主要特征的。钟、谭对复古派论诗这面旗帜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他们所说的“厚”，在审美意义上与复古派其实是一致的。但他们指出了厚的来源——灵。而灵又是公安派的论诗主张，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是以发自内心的灵妙之趣为主要特征的。钟、谭对公安派论诗的这种正面主张也同样做了肯定的评价。他们所说的“灵”，在审美意义上与公安派也是一致的。但他们指出了灵的指向——厚。竟陵派实际上是脚踩两只船的，他们综合了复古与公安论诗的正面主张，既主张“厚出于灵”，又说“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钟、谭在复古与公安两个影响甚大的流派之间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找出的一条中间路线。但他们对灵与厚的综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二者牵合在一起，而是在灵与厚的来源、求得灵与厚的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复古派的模拟与格套、公安派的浅俗与理率。
钟、谭虽然与复古派一样，以浑朴、蕴藉为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但在具体的取径上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复古派的错误在于从途径上效法古人，而途径有穷，精神无穷，所以他们取法古人，是从精神上入手的。钟惺在《诗归序》中说：“惺与同邑谭子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之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寂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不敢谓吾之说非即向者千变万化不出古人之说，而特不敢以肤者、狭者、熟者塞之也。”在钟、谭看来，诗文气运是代趋而下的，而作者之精神是代求其高的；精神之变无穷，而途径之变有穷，所以要从精神上来求其变，求其高。而“真诗者，精神所为也”，既然古人的精神都蕴含在真诗中，那么，后人如果能从古人的真诗中找出精神，加以利用，自然就可以达到“厚”的审美境界。从精神上取法古人，就避免了复古派从途径上取法古人而导致的模拟剿袭、千篇一律的弊端。
在《与高孩之观察》一文中，钟惺又指出了“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从本质上来说，诗歌是得之于灵心的，则古诗之厚，就不在于其高古的格调，而在于古人的灵心。后人欲取法古人求得诗歌之“厚”，就要去追寻古人的灵心。钟、谭这里所说的古人的灵心，其实也就是古诗之精神。他们编选《古诗归》一书，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己矣”（钟惺《诗归序》），这就使得钟、谭所倡导的“灵”成了建立在古诗基础上的古人之灵心、古人之真精神，摆脱了公安派信口而出、信口而谈所带来的浅俗与理率。
钟、谭论诗以为“厚出于灵”，则全篇气势的浑厚朴拙当于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去寻求。虽然“厚”是诗歌的最高审美境界，“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也就是要在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之中找出古人的灵心，然后通过读书养气来求得自己诗歌创作中全篇气势的浑厚朴拙。谭元春在此指出了古人的灵心要从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去寻找。他们在《古诗归》的评语中多次评曰某字灵某句妙，“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玄妙”，其实就是要从这一字一句的灵动神妙中窥测古人的真精神，并进而求得自己诗歌创作之“厚”。
钟、谭对“灵”的看法虽然避免了公安派浅率与俚俗的弊病，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钟、谭所谓的“厚”，是由玩索于字句之间而得，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偏离了中国古代诗论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日积月累来求得“厚”的主流看法。另外，钟、谭批评了复古派取法于途径的弊端，倡导从精神上取法古人，但从谭元春对“灵”与“厚”关系的论述中，他们似乎也并没有能够完全将之贯彻到底。谭元春在这里指出了“灵”与“朴”结合、折中复古与公安的中间路线。他认为朴则易流于无味，于是救之以灵；灵则易造成有痕，于是救之以朴，“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古人一语之妙，至于不可思议，而常借前后左右宽裕朴拙之气，使人无可喜而忽喜焉”，这实际上是要在铺垫中造成气势，在一片宽裕朴拙之气中烘托出一语之妙，通过铺垫烘托营造出“厚”来凸显“灵”，这是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因素对“厚”与“灵”关系所做的阐述。钟谭批评复古派从形式上取法古人以求浑朴蕴藉之审美境界的错误，而他们自己实际上还是不自觉地走到了从形式上来求诗歌之“厚”的路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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