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2期
北宋诗僧道潜
作者：高慎涛
一、道潜生平考略
（一）籍贯与生卒
道潜籍贯向无争议，《释氏稽古略》卷四曰：“钱塘高僧名道潜。”（见《大正藏》卷四九）《咸淳临安志》卷七明确称道潜为“於潜浮溪村人”（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提要》承此说。综上可知道潜为钱塘高僧，里籍为杭州於潜浮溪村。然而关于其生卒却不见诸记载。幸运的是苏轼的文集中留下了珍贵的线索。苏轼《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记：“太虚今年三十六，参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苏轼文集》卷七四）由文记可知参寥小东坡7岁，东坡为1037年生，则道潜生年当在1044年。道潜卒年文献无确切记载，就现有资料来看，有两说：一主崇宁末示寂，一主政和中逝世。《咸淳临安志》卷七言道潜“崇宁末归老江湖，既示寂”。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七与上书记载相同。若以崇宁末示寂推算，则其卒年应不晚于1106年或在是年稍前。主后说者仅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提及：“参寥政和中老矣，亦还俗而死，然不知其故。”据陆游“政和中老”的记载，兹推断为公元1114年前后。另《参寥子诗集》卷一《秋声》：“古槐花落小中庭，夜半风来卷夜鸣。颍水先生如尚在，呼儿应问此何声？”苏辙晚号“颍滨遗老”，与道潜时有往来，政和二年（1112）卒。此处“颍水先生”如指子由，则子由卒时参寥尚在，也就是说参寥至少在1112年时尚在世，则陆游“政和中卒”的说法更为确切。
（二） 赐号问题
道潜生前曾被朝廷赐紫衣，赐号“妙总”，苏轼诗文中常见称参寥子“妙总师”或“妙总大师”。《中华佛典宝库》的《佛教人物传》记“建中靖国初……诏复为僧，赐号妙总大师。”此说实误。靖国初为公元1101年或稍后，而此前东坡的诗文中已称“妙总”号，如《东坡全集》卷八四《答参寥》三首中就有“妙总”称号，此诗自注是在惠州所作。东坡在惠为1094—1097年，至少在1097前已经有“妙总”的赐号。《东坡全集》卷八三《与参寥》载：“近递中附吕丞相所奏妙总师号牒去，必已披受讫，即日起居何如？某来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当又暌隔，然请会稽之意终未已也。”苏轼在1093年9月出知定州，诗文中言“某来日出城赴定州”，则在出知定州之前苏轼所托吕丞相所奏“妙总”师号的牒文已上奏，约在1093年9月前朝廷赐号颁下。
除赐号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外，对上文中提及的“吕丞相”也是各有说辞：或曰吕公著，或曰吕大防。《释氏稽古略》记：“及吕丞相公著为奏妙总师名之，后与简牍，则曰‘妙总老师’。”此记载有误。《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申国公吕公著卒，年七十二。”吕公著早在1089年卒，吕大防卒于1097年，此处“吕丞相”不当指吕公著，应是吕大防。
（三） 法系归属
关于道潜的法嗣承继，杨曾文《苏轼与禅僧的交游》（载《中国禅学》第2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中猜测应属云门宗大觉怀琏的弟子，据现有资料完全可以确认道潜为怀琏弟子。
首先，苏轼《宸奎阁碑》中提到英宗赐手诏给大觉怀琏之事是听参寥所说，由此可知参寥与怀琏关系非同一般。（参杨曾文《苏轼与禅僧的交游》）其次，《参寥子诗集》卷一《送琳上人还杭》中曰：“少林真风今百纪，怅异至此何萧条。喜君齐志早寂寞，同我十载沦刍樵。”（四部丛刊三编本，以下道潜诗仅标卷数）参寥与琳上人十载同住，当为同门关系。而径山维琳禅师为云门宗大觉怀琏法嗣，则二人应俱为云门怀琏弟子。再次秦观《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先生简》结尾云：“参寥在阿育王山琏老处，极得所。比亦有书来，昨云已断吟诗，闻说后来已复破戒矣。”（见周义敢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参寥依大觉怀琏，当是其弟子。复次陈师道《寄参寥》中说：“道人赞公徒，相识几生前。早作步兵语，晚参云门禅。”（《全宋诗》卷一一一五）由“参云门禅”之语可以断定其为云门宗。《后山集》卷十一更是直言参寥为大觉之嗣，《送参寥序》说：“妙总师参寥，大觉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秦少游、陈师道与道潜为友人关系，其说可信。参寥确为大觉怀琏弟子，云门宗下五世。
二、道潜诗风论
道潜不仅为禅门大德，于禅余间亦常作歌诗，其诗清丽脱俗，为当时文人所称赏，有《参寥子诗集》十二卷传世。晁说之评价曰：“孤山教体外，赋诗汤休上。后来数参寥，接手得宗匠。”（《全宋诗》，卷一二七）其诗风格多样，略有如下数端：
（一） 幽深清远之林下风流
诗僧因生活环境所限，所用诗料多山、水、风、云、花、竹、琴、僧、寺之类，故而诗风常不脱衲子习气、蔬笋气。宋人姚勉《题真上人诗稿》曰：“僧诗味不蔬笋，是非僧诗也。”元好问《木庵诗集序》云：“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蔬笋气在耳。”僧诗正是以其“蔬笋气”创造了一种幽深清远、潇洒出尘的审美范式。道潜作为诗僧，其诗歌也不免多言山林野鹤，四时物序。张耒即指出了此点，《感春》曰：“吴僧参寥者，潇洒出埃尘。诗多山水情，野鹤唳秋旻。”如其《庐山杂兴》数首，以登山临水为一胜事，远离尘俗，忘情山水之间。以清净之眼观清净之山，触目所得皆风流潇洒。如“异花无冬春，瑶草亦芳润”，“春风锦绣谷，红素自相依”，“溪雨昼忽破，藤花照清漪”，以至于沉浸其中，“每往辄忘归”。（《参寥子诗集》卷一）再如卷一《再游鹤林寺》：“招隐山南寺，重来岁已寒。风林惊坠雪，雨涧咽飞湍。壁暗诗千首，霜清竹万竿。东轩谪仙句，洗眼共君看。”写景造物虽无新奇，但中间四句却极为清爽。尤其是“霜清”句，清远渺茫。
多言山林野鹤固然可造就林下风流，然也会失之于气宇狭窄，枯木灰槁。如《诗集》卷二《次韵太虚夜坐》写天寒夜幕，意境就甚为萧散，“窗根立冻缸”一句即见寒俭态。卷六《宿回峰院寄黄择中察院》：“秋堂立四壁，物色夜萧然。藜床抱孤影，起坐未成眠。”卷七《卜居智果》：“青灯残篆夜寥寥，门外秋风振萧萧。”青灯只影，深夜无眠，亦是凄凉。除意境萧条外，过多的关注细小琐细的事物，也造成了诗歌的眼界不广。
（二）清丽绝俗之潇洒出尘
山林之气为僧诗所共有，道潜诗的特点更在于其清丽绝俗之姿。东坡谓其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通于道义，见之令人萧然”（《咸淳临安志》卷七）。陈振孙称“其诗清丽，不类浮屠语”（《郡斋读书志》卷一九）。所谓清丽侧重于清中之丽，寂中之动，是与寒俭枯槁的蔬笋气相对而言。东坡即称道潜诗“无一点蔬笋气，体制绝似储光羲”（《山堂肆考》卷二八）。如其《细雨》诗云：“细宜池上见，清爱竹间闻。”再如“诗成暮雨边”、“流水声中弄扇行”等诸句有清气无寒态，诗情浓郁，春意盎然。上举数句曾得王荆公、秦少游、俞清老赏爱。（参《四库提要》）道潜这部分诗在写法上往往于尾句见功，或用盎然之花，如卷一《临平道中》之“藕花无数满汀洲”，或用青青之草，如卷七《春日杂兴》之“野花汀草占春多”，或用悠悠之声，如卷一《秋江》之“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以飞动之态破平山远水之静，以枯木逢春之兴替代三冬无暖气之寒。
（三） 平淡自然之田园气息
田园诗是道潜诗集中一个突出的题材，仅卷二、卷四就各有一组共八首田居四时诗，其他如描写四时节序的诗也有着浓浓的田园之风。其诗集中出现“杖藜”十二次，言及陶潜亦十余次，足以表明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道潜不仅生活上心仪渊明，诗风诗法上也追步渊明。苏轼《与参寥第二简》曰：“笔力愈老健清熟，过于向之所见，……更当磨揉以追配彭泽。”（《苏轼全集》卷七六）惠洪也揭示了这一现象：“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逼真处‘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冷斋夜话》卷四）惠洪所引后诗为道潜名篇《东园》，既闻机杼声，则距世极近。“仿佛”二字则又似忘世。诗人正是身处世间，而心在梵天，正得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妙，悟渊明“心远地自偏”之理。从佛教胜谛义看，世间即出世间，正如六祖《坛经》中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道潜正是深谙“平常心是道”的禅理，因而在诗中处处流露出自然任运之风。如卷一《邵仲恭许相过金山》中“时移物改何足论，身世悠悠本非固”，“鸠鸣屋角山雨余，花苞破红满芳树”，看破生死，有陶潜之委运旷达；平淡自然，如陶诗之芙蓉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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