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3期
“无爱”的乱世与“失爱”的《三国》
作者：潘知常
《三国演义》所写的是中国帝国历史中“乱世”的第一页，从汉末三国乱世的发生到元末明初《三国演义》的定稿，其中间隔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三国”动乱的历史境遇和《三国》文学的创作背景——元末四十余年动荡时局给文人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感触，二者同处于“边缘情境”（ultimate situations）之下。如雅斯贝斯所说，当一个人面临绝境——如死亡、失败、毁灭时，他与一切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此时，人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原本熟识的世界，“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时，换言之，在进入“边缘情境”时，人才有可能出现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的深刻觉醒（引自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显然，这双重“边缘情境”构成了作为绝对现场的“乱世”和作为文学创作的《三国》之间的内在关联。它为剖析《三国》美学提供了重要前提。其次，《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然而《三国演义》却并非独立创作的结果。自宋朝以来的民间说书艺人对“三国”历史的种种故事化敷演是《三国演义》最主要的故事素材。“乱世”历史在长期口耳相传的“讲故事”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打磨、加工、变形，最终经由罗贯中之手整合而成。《三国演义》的集结成书，无疑反映了元末乱世给时人留下的切肤之痛；但更其重要的是，“三国”故事经历了千年敷演累积，它承载着全体中国人对于“乱世”的共同反思与反省。这种历史性“集体创造”的反思与反省构成了《三国演义》的文化取向与美学取向。
（二）《三国演义》选择以“乱世”为主题，其眼光不可谓不独到，然而也并非出于偶然。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写“乱世”，它暗示了中国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以“乱世”作为其基本特征的。《三国演义》所把握的“边缘情境”，正是中国人在面对“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时，意识到“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后的某种“恍若大悟”和“如梦初醒”——对“乱世”的反映和反省。而《三国演义》对于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经验的总结堪称空前深刻。因此《三国演义》作为反映“乱世”、反思“乱世”、反省“乱世”最为成功的作品进入经典、代代流传，实属必然。
应该承认，《三国演义》的成功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治乱”、“分合”的历史规律，这显示了作家深邃的眼光；《三国演义》所“演”之“义”代表了中国人在“边缘情境”下对历史和社会“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的反思与反省，它试图启示中华帝国“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达到“惩创人心，末世之一救”（孔尚任《桃花扇》小引）的目的，这显示了文学充分的自觉。但是，提出正确的问题不等于一定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三国演义》的遗憾在于：它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都非常肤浅，甚至可以说，是“流毒”甚广。
关于“乱世”，《三国演义》提出的第一个最根本和最关键的问题是：“乱世”是因何造成的？
《三国演义》将“乱世”的出现归罪于社会和人的“失德”。小说从汉廷的内忧外患起笔，意味深远：体制内官员“失德”，污吏横行（“张翼德怒鞭督邮”）与宦官作乱（“何国舅谋诛宦竖”）；体制外庶民“无德”（黄巾起义）。《三国演义》认为：“失德”导致的内忧外患点燃了“英雄”的愤怒，也点燃了“乱世”的导火索。遗憾的是，这种的回答是肤浅和错误的。
对于三国动乱历史原因的透视，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离心势力的成长”。在对具体史实深入细致地考察后，他揭示出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东方的黄巾，乃至西方的边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当时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尝不可将已倒的统一政府复兴，然而他们的意兴，并不在此。”“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是因为“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而这种“离心势力”的出现、成长与争夺，无一不与中国专制极权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简单而言，是当时体制内外的所有谋权者都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掠夺社会资源而不是生产社会资源，是惟一的生存选择。皇帝通过战争暴力的方式掠夺全国的社会资源，据为己有；官员和士族从表面看是皇权的御用工具，而究其实质却是根据各自利益关系结成的不同博命集团，如宦官集团，官僚、士族集团。而体制之外，类似水泊梁山这样的草寇博命集团也应运而生。封建皇权的极权与离心势力的分权，二者博弈关系的必然失衡才是中国社会“乱世”产生的现实根据。
三国大战其实就是内战、混战，根本不存在诸如“帝蜀寇魏”之类正义与非正义的分别。传统中国是一个专制社会，没有公权只有私权，没有公义只有私欲，所有的人都只为自己谋利，而谋利方式也自上而下惊人的统一，就是——“抢”。“抢”，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成王败寇的区别只在于“抢”得成功还是失败；“一治一乱”的更迭也无非是“抢”少与“抢”多之间的微妙平衡。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抢”才是成本最低而回报最为丰厚的事情。只有“争（到）权”才能“夺（到）利”，只有“升官”才能“发败”。“盛世”是隐秘的“抢”和“小抢”，“乱世”则是公开的“抢”和“大抢”。总之都无“有德”与“失德”可言。因此，而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将专制政治的极权癌症归罪于社会失德的道德义愤的回答，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虚假回答，是以不回答为回答。
进而，美学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讨论，不应止步于“乱世”的现实根据，而尤应追问“乱世”的人性根据。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是“比较人类与兽类”，是“看看各个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离开了美，或者在什么地方同它们接近么？”（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与《三国演义》对“乱世”智必出“奇谋”、战必挥“鏖兵”的“精彩”反映不同，美学之眼所见证的应该是“乱世”故事背后历史的“绝对现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蔡琰《悲愤诗》）毋庸赘言，在“英雄”辈出的《三国》故事以外，真实的三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代之一；而“乱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爱的人间”。从“乱世”的人性根源的角度不难看出：“乱世”根源于“使人不成其为人”，根源于“失爱”。“使人不成其为人”与“失爱”是专制社会的根源，而专制社会则是“乱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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