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中国古典文学与国学
作者：谢桃坊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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