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冯班《钝吟杂录》论严羽平议
作者：蒋 寅
乘有大小是也。声闻辟支果，则是小乘。今云大历已还是小乘，晚唐是声闻辟支，则小乘之下，别有权乘。所未闻一也。初祖达磨自西区来震旦，传至五祖忍禅师，下分二枝，南为能禅师，是为六祖，下分五宗。北为秀禅师，其徒自立为六祖，七祖普寂以后无闻焉。沧浪虽云宗有南北，详其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云临济、曹洞。按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并出南宗，岂沧浪误以二宗为南北乎？所未闻二也。临济、曹洞，机用不同，俱是最上一乘。今沧浪云，大历已还之诗，小乘禅也；又云学大历已还之诗，曹洞下也，则以曹洞为小乘矣。所未闻三也。
冯班此论甚辩，故前辈学者如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都采取其说，以为严羽真是疏于禅学。殊不知自称“我不习禅”（《钝吟杂录》卷二）的冯班，于禅学也不甚了了，尚不足以质疑生活在禅学宗派林立的南宋社会的批评家严羽。据台湾前辈学者王梦鸥先生《严羽以禅喻诗试解》一文考察，钱谦益和冯班所诟病的“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一句，《诗人玉屑》卷一所载无“小乘禅也”四字。这就是说，引起后人重大非议的问题不过缘于一个传本之讹。至于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为临济下，学大历已还之诗是曹洞下，也是以宗门的接引方式比拟诗学，与禅之大小乘无关。台湾学者杜松柏教授《禅学与唐宋诗学》一书对此有精到的辨析：
临济不主理入，不主行入，无证无修，当下荐取，沧浪以喻汉魏晋与盛唐诗之浑成无迹，仅能以临济当下荐取之直感法求之；而曹洞则立君臣正偏五位，偏于理入，以比论大历以后之诗，人巧发露，可由格律及章句等之诗法以求，能依理索解，二宗之成就相等，难分高下，其参禅之方法，则各有别，取以比论，有何不可？……了然曹洞、临济之异后，方知沧浪譬说之精义，在以二宗机用之不同，显二家直荐与理入之异，以为不同学诗之法，非判曹洞为小乘也。
此论诚可谓“拨千七百余载之迷雾”，为严羽翻了三百多年的冤案。遗憾的是杜松柏此书似乎鲜为内地学者所知，以致谈论严羽的以禅喻诗问题时仍重弹钱谦益、冯班的老调。
经过上面这番剖析，冯班的纠谬得失已判，由此反观今人称“《严氏纠谬》的出现可以说是明清之际诗学思想转向的征兆”，就近乎无的放矢了。因为其所谓转向，乃是指“以实学矫革以禅喻诗的玄虚，为以学为诗、以理为诗开脱，并沿此途径接近宋代诗学”，这与冯班诗学的宗旨毫无关系。冯班虽然要人多读书，但并不主张以学为诗，更反对方回论诗的牵扯理学，由冯班的诗学是决然不可能接近宋代诗学的，只会适得其反吧？冯班自己在《陈邺仙旷谷集序》里曾说过，“虞山之谈诗者，喜言宋元，或学沈石田，其文如竹篱茅舍、渔蓑樵斧，清词雅致则不无之，而未尽文章之观。吾辈颇以炼饰文采为事，而时论殊不与”，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的诗学宗尚是与邑中喜言宋元的诗人全然异趣的。
冯班批评严羽不在于为以学为诗、以理为诗开脱，这从二冯诗学对诗坛的影响也很容易看出。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吾邑诗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钱湘灵、冯定远两公。湘灵生平多客金陵、毗陵间，且时文、古文兼工，不专以诗名也。故邑中学诗者，宗定远为多。定远之诗，以汉魏、六朝为根柢，而出入于义山、飞卿之间，其教人作诗，则以《才调集》、《玉台新咏》二书。湘灵诗宗少陵，有高旷之思，有沈雄之调，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两家门户各别，故议论亦多相左。湘灵序王露湑诗云：‘徐陵、韦縠，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诗季矣。’又序钱玉友诗云：‘学于宗伯之门者，以妖冶为温柔，以堆砌为敦厚。’盖皆指定远一派也。”又据冯武《二冯批才调集•凡例》说，冯班平素惯以《才调集》示后生学诗门径，说“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绔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而不可救”。由此可见，冯班出入六朝、晚唐的取径与宋诗的路子是正相抵触的，他对严羽的批评，决不是宋诗派对唐诗派的批评，顶多只不过是晚唐派对盛唐派的挑战罢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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