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4期

第十四讲 诗歌语言的特点

作者:徐有富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如艾青《诗论》所说,能“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使原来感觉不到的东西感觉到,看得见,闻得着,知道它的温度和硬度”。譬如愁是一种情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诗人有办法将其物质化,如李煜《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把愁比喻成了一江春水,则愁之多,愁之深,愁之无法中止,也就显而易见了。又如贺铸《横塘路》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愁变得可见、可闻、可触,而且无处不在。再如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则愁变成了有重量的物体,能够船载车运了。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还表现在它能够准确地写出事物的特点,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所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宋人许NFDCD《彦周诗话》曾指出:“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退之《华山女》诗云:‘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此定是女道士。”写人物是这样,写事物也如此,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一九谈道:“刘勰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喈喈逐黄鸟之声,嗷嗷学鸿雁之响,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信哉其言!试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杨柳而著之别树,则不通矣。”正因为如此,诗人们在语言的准确性上都下了很大工夫,留下了不少佳话。如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云:“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诗歌语言的形象性,还要求用尽可能少的语言表现尽可能多的生活内容。如杜甫《九日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称“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首联每句三层意思,共写六种景物,将瞿塘峡之特点逐一刻画而出:因峡长故风急;因视线为两岸悬崖峭壁所阻故觉得天高;因人迹罕至故猿猴得以自由攀缘长啸;因江中的小岛多礁石,少泥土,故水清沙白;因急流中不时卷出鱼儿,故鸟儿在空中盘旋着寻觅捕食的机会。颔联从东西方向写瞿塘峡,明人《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吴山民的话说:“次联势若大海奔涛,四叠字振起之。”的确“萧萧”二字使我们看到树叶在秋风中纷纷飘落的样子,而“滚滚”又使我们见到了波涛汹涌的态势。当然“无边”、“不尽”两个词语也极大地拓展了诗的意境。关于颈联,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一分析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关于尾联,萧涤非《杜甫诗选注》指出:“艰难苦恨四个字含有许多文章,概括了当时整个社会现实,是‘悲秋’‘多病’,同时也是‘繁霜鬓’的根由。潦倒,犹衰颓,因多病故潦倒,《夔府咏怀》诗云‘形容真潦倒’,可证。时杜甫因肺病戒酒,故曰新停。消愁借酒,今又因病不能举杯,岂不更可恨。”此诗仅用五十六个字,就极其形象地写出了瞿塘峡的特点,长江的气势,诗人的形象以及他的内心世界。
  为了加强诗歌语言的形象性,诗人在修辞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南唐词人冯延巳《谒金门》的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将风过后,平静的水面泛起层层涟漪的样子活画了出来,受到了元宗李璟的激赏。据马令《南唐书》卷二一记载:“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李璟《摊破浣溪沙》的下半片写道:“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表现一位妇女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也非常好。首句写思妇与丈夫在梦中很近很近,而在现实中却相距很远很远。梦中的欢乐与梦醒时的孤单正好形成巨大的反差,使她觉得格外难受,再也无法入眠,以至连绵绵细雨声都能听得到。次句写她为了排解自己的相思之苦,索性起床吹笙以寄恨。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说:“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靓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女主人半夜三更自然没有心情,也没有条件去为笙簧加热,因此吹笙的声音虽然在夜深人静时响彻小楼,却吹不成曲调,当然也就难以排解相思之苦,所以她只能倚阑干流眼泪了。“小楼吹彻玉笙寒”一句紧扣吹笙时笙簧需要加热这样一个细节,真实而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想排解自己的相思之苦都非常困难,故令大词人冯延巳叹服。
  为了使语言形象化而经常采用一些修辞手法中用得最多的当然是比喻。譬如相思之情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元徐再思《折桂令•春情》通过一系列比喻作了生动的描述:“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前三句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得了相思病,后三句写她害相思病时坐立不安、魂不守舍、百无聊赖、有气无力的神态,真是入木三分。
  词性的活用对加强诗歌语言的形象性也有明显作用。形容词用作动词最有名的例子,当然要算王安石《泊船瓜洲》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了,其“绿”字既起了动词的作用,又收到了形容词的效果,使读者感受到春风一吹,江南便处处变绿了。再就是蒋捷的《一剪梅•舟过吴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诗中的“红”与“绿”也成了动词。这三句诗的意思是,时间使樱桃渐渐变红了,使芭蕉渐渐变绿了,当然也使人渐渐衰老了。形容词用作名词的例子,如李清照《如梦令》中的“绿肥红瘦”,绿显然指绿叶,红显然指红花。宋人杨简《初夏睡起》中的“芭蕉分绿上窗纱”,其“绿”字指绿色,显然也用作名词。名词用作动词的例子,如刘禹锡《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花”字用作动词,指开花。六朝时人来人往的朱雀桥,到唐代桥边竟长满了野草,而且野草都开花了,其衰败可知。王安石《同熊伯通自定林过悟真》中的“知有蔷薇涧底花”的“花”字显然也用作动词。它们都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形象性。
  
  三、音乐性
  
  诗歌语言还有一个特点是音乐性,主要是由押韵、大体整齐的形式、声调的和谐,以及运用一些修辞手法造成的,我们在《诗的节奏》一讲中已经作了分析。为了做到押韵、形式大体整齐、声调和谐,诗歌语言也呈现出一些特点。
  一是省略。为了加强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诗句中会省略某些词语、某些语法成分。这种现象出现甚早,如《诗经•豳风•七月》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显然前三句省略了“蟋蟀”二字,这样每句四字,形成了排比句,显得简练而富有节奏感。这种现象在律诗中更普遍,如王建《宫词》中的“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次句原意为“一片西飞一片东飞”,该诗为七言绝句,为了符合七言的要求,同时也为了押韵,只好将后一个“飞”字省掉了。再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首句原意为“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为了押韵和符合七言的要求,亦省略了后一个“看”字。
  受到字数的限制,诗句中省略谓语也很常见,如杜甫的《奉陪郑驸马韦曲》云:“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由于是五言诗,两句各省略掉一个“在”字。再如杜甫《九日登梓州城》:“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首句说过去重阳节品尝美酒,欣赏菊花。次句说如今重阳节,自己已经变成白发翁了。但是在诗句中,动词全都被省略掉了。受到字数的限制,其他成分也会出现省略现象,如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所酹应当是滔滔的江水,结果将宾语“江水”省略掉了。《沁园春•雪》中的“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也属于同样情况,“余”后省略掉了宾语“大地”,“失”后省略掉了宾语“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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