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从《诗言志辨》看朱自清先生的治学
作者：张海涛
《诗言志辨》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选材及处理材料的方法，由此可见朱自清先生治学的严谨、怀疑精神。
读朱先生的《诗言志辨》，在他的选材上，感觉就是丰富。笔者对他行文中加注的材料加以统计，结果分别是《诗言志》63则，《比兴》65则，《诗教》31则，《正变》34则，共计193则，全书字数十万三千字，基本上每五百个字就会有一则材料（没包括未加注的材料）。朱先生这种对材料的掌握程度是值得敬佩的，李广田如此评价道：“然而读过全书，你几乎看不见作者自己的意见，因为这是一种科学工作，只要无成见，勤搜讨，多辨析，自然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朱自清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年版）季镇淮在他的《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也写到：“他讲语文，讲注释，讲文学评论，讲文学源流发展，处处可见其留意考据，不做无根之谈。”（《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 1987年版）
关于材料的来源，作者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文评的专书里包含着作品和作家的批评，文体的史的发展，以及一般的理论，也包含着一些轶事异闻。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专书以外，经史子集里还有许多，即使不更多，诗文评的材料，直接的或间接的。前者如“诗言志”，“思无邪”，“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后者如庄子里“神”的意念和孟子里“气”的意念。这些才是我们的诗文评的源头，从此江淮河汉流贯我们整个文学批评史。至于选集、别集的序跋和评语，别集里的序跋、书牍、传志，甚至评点书，还有三国志、世说新语、文选诸注里，以及小说、笔记里，也都五光十色，层出不穷。这种种是取不尽、用不竭的，人手越多越有意思。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
这段文字启发了我们做同类研究时所应注意的领域。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固然得费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只要不掉以轻心，谨严的考证、辨析，总会有结果的”，前一段也说“这个得认真仔细的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三句话强调的是考证辨析，一堆材料不做考证辨析，那是一堆死材料，反之，辨别它的真伪，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真理，总结出规律。朱先生的四篇论文之所以能廓清对四条诗论的认识，让读者对四个概念有个宏观深透的理解，是和作者考证辨析材料之功分不开的。在此须指明的是朱先生的考证辨析用的是现代人的立场，是批判的接受。譬如他谈“诗体正变”，就批判了不少旧说，以为陆机的“诗缘情”说的发创是以新尺度代替了“诗言志”的旧尺度，但他又认为这只是以文学眼光绳诗去代替了儒家的诗教，却还不能看到评诗的真正尺度，他指出中国古代的诗大多出于士大夫，而士大夫与君主是同处一个封建集团，维系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集团的传统与文学标准即“儒雅风流”，言志派以“儒雅”为尺度，还有一类自居缘情派，则以“纵情于醇酒妇人，或寄情于田园山水”的目光去评诗，实质是以“风流”为标准，朱自清认为应该否定“儒雅风流”的标准，而以人民的绳尺看“诗体正变”。他指出中国的“诗体正变”，直到五四出现新诗，才算得“变之极”、“归于正”。
朱先生的《诗言志辨》中的观点是历史的，立场是人民的、现代的，是科学的扬弃，是推陈出新。他在《古文学欣赏》中也提到自己的这种治学立场，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
朱自清先生做学问的谨严态度，在书中还有具体的表现。比如谈及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时，常用一些推测性、不太肯定的话：“献诗陈志的事，照上文所引的例子，大概也是周代才有。‘志’字原来就是‘诗’字，到这时候，两个字大概有分开的必要了，所以加上‘言’字偏旁，另成一字。”又如：“然而按他所举那‘纵伎’的例，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诗缘情’也可算作‘言志’。”“在哪一句发兴，大概凭文义而定，就是常在兴句之下，那似乎凭叶韵。”然后举了《汉广》篇首章，《终风》篇首章，《绵》篇首章的例子，继续说：“‘兴也’都不在首句下，却依次在次句和三句下。这些似乎是依照叶韵，将‘兴也’排在第二个韵句下。”五十一页：“《毛传》所谓兴，恐怕有许多是未必切合‘作诗人之意’的。”七十七页：“‘主文’疑即指比兴。”不轻易下一断言是朱自清谨慎治学的一个方面。吴祖湘在《佩弦先生》一文中回忆他讲课时的情景：“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他讲得太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喏喏的，显得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忙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这段话可以作为朱先生严谨治学的一个补证。胡适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广西师大的莫道才教授在上课时说：“做学问要“处处皆疑，无一处不疑；时时须慎，凡作文务慎。”“小心”“慎”两词最能形容朱先生的治学精神。同时，朱自清也是具备大胆怀疑的学术品格的，在《诗言志辨》中我们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话，如66页：“但作诗时代，《左传》有记载的只有《硕人》、《清人》、《载驰》、《黄鸟》四篇。据这四篇而推论其余的一百五十六篇，风诗皆春秋中叶后随时所作，实难确信。”再如84页，在引用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凡例中的话后，作者评价道：“照沈氏说，诗爱怎么理会就怎么理会，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另外 145页，说“孔颖达《诗大序疏》中的话将诗的发展看得太死了，有些强词夺理，并追溯此说的源头为孟子”。
一批批学人读着朱自清的《背影》、《春》、《匆匆》、《荷塘月色》、《绿》等散文成长，印象当中的朱自清就是一个很好的散文家。及至读了他的《诗言志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和一些有关他的研究文章，“学者”的概念在头脑中才清晰起来。“狼藉丹铅送岁华”，朱自清先生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个勤奋严谨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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