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

以暴力为美:《水浒》的一个美学误区

作者:潘知常




  再从美学的失误看,尽管一个社会可能充满暴力的意识,尽管一个社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会错误地强调暴力,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美学家,任何一个社会的特定时期的美学家,一定要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哪怕这个社会再黑暗,哪怕这个社会中的人再如何有暴力倾向,再怎么你抢我、我抢你、你杀我、我杀你,我们的美学也一定要坚守爱的力量。作为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师,他一定会呼吁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只有用爱才能拯救,用暴力则是根本无法拯救的。他必须永远呼吁这个。因为只有爱,才能给予这个社会以无限的发展空间。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社会是一块有限的蛋糕,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去抢。大家知道,所有的中国孩子第一个要学的故事是——孔融让梨。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抢蛋糕的社会,孔融让梨,就是孔融让“利”。他就是要告诉你:对于社会这块“蛋糕”,你要是不学会让(利)梨,那就只有指望练他个膀大腰圆,然后去抢。但是任何一个美学家都绝不能够这样看待世界。对于任何一个美学家来说,他必须找到爱的力量,并且去讴歌、去赞美爱的力量。可是,我们在《水浒》里找到了吗?《水浒》何尝考虑过要建立一个美学的法庭来审判那些“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呢?没有。而如果我们用爱的力量来重新书写《水浒》故事,那它就肯定不能是仇恨的书写和暴力的书写,而只能是爱的书写和美学的书写。那它就必然应该歌颂武大郎,歌颂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但是《水浒》没有去这样做,因为作者没有能找到爱的力量。
  再进一步,《水浒》应该看到的不应该是上不上梁山,反不反,而是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有人性的,还是没有人性的。可是,施耐庵这样评价《水浒》里的所有事件了吗?没有。作为一个美学家、文学家,他应该看到的不是犯罪或者制止犯罪,而是“无罪之罪”。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并不是说只是高俅一人把《水浒》好汉逼上梁山,而是《水浒》好汉也参与了制造这个社会的黑暗,而是《水浒》好汉也参与了把自己逼上了梁山。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水浒》好汉所制造的社会暴力远远超过了高俅。我们确实看到了高俅如何如何做恶,但是高俅杀了那么多人吗?《水浒》好汉仅仅在江洲劫法场就杀了四千人,在大名府大约杀了五千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高俅。因此,我们如果没有看到《水浒》好汉的“无罪之罪”,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罪恶是所有人的共同犯罪,那么,这种美学就是错误的,这种美学也就是虚假的。很遗憾的是,我们在《水浒》里只看到了寻找“替罪羊”——四大恶人。我们只看到了惩治凶手——四大恶人的爪牙。但是,我们看不到所有的人来反省共同责任,我们看不到担当法官,担当审判者的《水浒》好汉的同时去审判自己。他们可能是不那么伟大的法官,但是他们肯定是不伟大的犯人。我想,这,可能是《水浒》给我们带来的最不好的东西。
  确实,如果从美学的角度来讨论《水浒》,我希望大家知道,真正的美学是“聆听”,而不是“旁观”,而《水浒》里所有的美学都是“旁观”,你看,这个地方有不平事,那个地方有人欺压民女,还有哪儿有人在为非作歹,然后他就“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叫做“打抱不平”,但是和美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真正的美学是“聆听”。我们只能是聆听爱的声音,然后,我们不是去面对社会的罪恶,而是转过身去面对爱,而且从爱的感召中寻找力量,然后再回首现实的社会,去见证哪里失爱,哪里充满爱,继而,我们再考虑怎么为失爱的社会补爱。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美学应该是“怜悯”。所谓怜悯就是有爱的关怀,这是一种终极关怀。而且,这种怜悯既是针对对方的,也是针对自己的。这种怜悯无疑是平等的。就好像我们平时说的“道歉”,就是对一件事我承认我也有过失。对于一个社会的黑暗,我不光要出手救人,我也要意识到,我作为梁山好汉,我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大的罪恶。但是我们在《水浒》里看到了吗?《水浒》里的关怀都是无爱的关怀,它仅存在于视觉。看见一件不平事,我捋起袖子,拔刀相助,这不是“怜悯”,这是“可怜”。它仅限于现实关怀,而且它只针对对方,是居高临下的,对此,我就想到了另一个词——“抱歉”。“抱歉”,是对一件事我绝不承认我也有过失,尽管我愿意出面承担一定的责任。《水浒》里所有的作为都不能算做是美学,只能叫做“打抱不平”。当然,《水浒》里,武松也好、林冲也好、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一定意义上,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懦夫都强,所有的懦夫连打抱不平的精神都没有。见到这个世上的不平事,他都不会拔刀相助的,只会拔腿就跑。所以,和拔腿就跑的人相比,拔刀的人毕竟还是有些正义感。这无疑比“看客”要强。但是,关键在于,他们的打抱不平不是从爱出发,而是从恨出发,因此,它也就并没有真正改变失爱的现状,其结果是他越打,罪恶越多。当你在用暴力消灭罪恶的时候,你应该能想象到罪恶的反抗是十倍、百倍的。这样就使得《水浒》的好汉,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陷入了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就是:他觉得罪恶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打不完、杀不尽,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要消除自己的焦虑,但又没有办法消除焦虑的根源——为这个社会补爱,那怎么办呢?只有加倍地去消灭这个社会的丑恶现象。所以,他就天天出手、天天拔刀。当他天天出手、天天拔刀时,他已经和他的对象——丑恶和黑暗,无穷无尽地日益共同生长起来了。结果,为了克服焦虑,自己不得不陷入更大的焦虑。这就是中国文化最终走向暴力的根本原因——甚至暴力也成为一种快乐。《水浒》里不就是以杀人为乐吗?杀人成为焦虑者实现心理转移的最好的替补方式。只有在不断杀人中(比如李逵),他的焦虑体验才能在遗忘中虚假的停止。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罪恶根本就没有停止。罪恶是越杀越多、越打越盛的。
  换言之,正常的美学判断必须坚持两个美学假设,第一个美学假设:世界是一个“爱”的世界。无论世界如何黑暗,所有的人也要相信“光明在前”!都要相信有爱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无爱的世界则不值得一过!上梁山只是使得爱更少了,因此,我不上梁山!这就是真的美学所必须去开创的爱的道路。而中国人开创的道理是:既然世界黑暗,我比它更黑暗算了,连社会的正义我也不要了,我上梁山去!这是中国的美学假设。
  第二个美学假设:尽管爱在过去和现在确实都没有到来,但是在未来,爱却必然莅临。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坚持自己的爱的责任。因为,这个社会只要出现不公平,就是我们所有人在爱的坚持上做得不够,因此任何人都要承担“共同责任”。无爱的世界和无爱的人生必然和自己有关,而为世界补爱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个世界之所以暴力滋生,其实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因为社会制度,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根本上没有爱。这个社会失去“爱”,它的社会成员必然争相去夺那块有限的“蛋糕”。如果你意识到:爱,比蛋糕更重要;你就会宁肯放弃蛋糕也要去维护爱。但如果你认为没有什么比“蛋糕”更重要了,当然你会去维护“蛋糕”。所以,真正的美学家,都会只去呼唤“爱”或者见证“失爱”。
  而在《水浒》里,我们看不到。《水浒》里也有两点美学假设:第一个,世界是一个你有我无,或者我有你无的“蛋糕”。有蛋糕的世界才是美好的世界,没有“蛋糕”的生活不值得一过。所以,《水浒》好汉抢来抢去,就是要抢这块蛋糕,这块蛋糕他用搏命的方式也要抢。第二个基本假设:要得到“蛋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暴力。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所有人都会把社会的黑暗面推给对方。四大恶人也会说: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有梁山存在,而梁山也会说:这个社会为什么没搞好?有四大恶人的存在。实际上,这个社会之所以没搞好,是因为爱的不存在。可是,尽管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但是所有的人却都不认错。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水浒》。
  而且,这种焦虑体验从本质上来说是:冷漠。真正的美学是用爱来交换爱,以美来呼唤美。“除尽不平方太平”,这是中国古人最喜欢说的话,其实越是用暴力去除,不平反而越多,用暴力消除暴力,得到的永远是暴力。只有用爱来消除暴力,暴力才有可能被消灭。但是中国人大都不懂这个道理,其结果是所有的人就陷入了一种“冷漠”——对生命的冷漠;而中国的美学则退化为一种对暴力和仇恨的书写。这时,我们就看到了《水浒》。因此,我们在《水浒》中是看不到真正的美感的,真正的美感已经被劫持。这样,因为我们对“美”已经失去了准确的感知能力,而且我们在对“丑”酣畅淋漓的揭露中也暴露了自己的“丑”。对方用暴力欺压我,我就用暴力欺压他,那岂不是比对方更丑?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知道错,而你却知道错可是还要这样做,因此你比他要更错。这不就是《圣经》里讲过的最简单的道理吗?结果,暴力的恶性循环造就了中国历史的现状——对暴力的欣赏,对迫害他人,把玩他人痛苦的欣赏。在这种欣赏中,我们看到了《水浒》好汉凭借身体力量迫害他人的一幕又一幕场景。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在《水浒》书写中,被认同的是丑而不是美。
  罗丹有一件雕塑作品《欧米哀尔》,它的内容无疑是丑的。但是艺术家是真让你认同和赞赏“丑”吗?不是。他让你拒绝进入这种丑。面对这种现象,他说:太丑了。而我们在知道了这一点以后,就会要尽可能地防止一切被推演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在《水浒》里看到的却是“丑”被美化,例如杀人被美化,打家劫舍被美化。最终,中国就形成了一种对“丑”的信仰而不是对“美”的信仰,这种丑的信仰透支了我们对现实的终极关怀,从而使得我们的现实社会无限地恶化下去。我在看《水浒》时,我特别关心一个细节:《白毛女》中的劳动人民杨白劳在年节里一贫如洗,但他竟然买了几尺红头绳。这就说明中国的劳动人民本来就有着强烈的对美的极为敏感的感悟,但是在《水浒》里,却连一根儿红头绳都找不着。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我觉得,这是我们最不应该在《水浒》里看到但是偏偏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最应该警惕的东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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