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
《花庵词选》及其在词学史上的价值
作者：蒋哲伦
《花庵词选》的编选者黄升，字叔旸，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南宋建安（今属福建建瓯）人，《四库全书总目》考为建阳人（建阳与建瓯今同属福建南平市）。生卒年不详。按，据其吟友冯取洽所作《沁园春·中和节日为黄玉林寿》词“百年大齐，洽则平分二句，可见活到五十岁以上。而黄氏《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自序末署“淳祐己酉，则当理宗淳祐九年（1249）时尚在世。据此推断，他大约生存并活动于南宋王朝中后期的宁宗、理宗二朝。黄升为人淡泊名利，绝意仕进，友人胡德方谓其“早弃科举，雅意读书，间从吟咏自适，被目为“泉石清士（见《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首胡德方序）。他早年曾受知于泉州知州游九功，游氏《答黄叔旸诗》也赞其“独行固不移，尤在审去取（见《宋诗纪事》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后与魏庆之过从甚密，曾为魏氏《诗人玉屑》题序。黄氏善填词，存有《散花庵词》一卷，收入《百家词》（明吴讷编）、《宋六十名家词》（明毛晋编）和《四库全书》。又撰有《中兴诗话补遗》（亦称《玉林诗话》）和《中兴词话补遗》，原著已佚，魏庆之《诗人玉屑》并加收辑。除此之外，他留下的最大业绩便是编选《花庵词选》一书了。书中附有其个人的评语，后被《增修名贤草堂诗余》所征引，称《玉林词话》。
现在来看《花庵词选》，这个书名并不是黄氏原有的。今存《花庵词选》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称《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共十卷，选唐五代北宋时期134家词17首；后一部分称《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亦十卷，选宋室南渡以后88家，末附黄升本人词，共760首。这两部分在南宋以至明代的刻本中大都是分别成书、各自刊行的，可见原系两个独立的本子，并无统一的名称。又，书中所载黄氏自序及友人胡德方序，在民国十三年（1924）武进陶氏涉园影宋本里均录于《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之卷首，而黄氏自序中又明确表达了编选此书以接续《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等选录唐五代与北宋人词作之书的用意，故有人推断黄氏之选起初仅限于南宋诸家（即《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后来方续成前面部分（即《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这也表明两个本子原为各自分立的。但因其皆出于黄氏之手，所选时代又相连属，在流传过程中便逐渐合二而一了。今存明末毛晋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即将其合编为《花庵绝妙词选》二十卷，称“绝妙词选是沿用旧题，而冠以“花庵字样，显系为了与周密所选《绝妙好词》相区别。至《四库全书》著录时，则干脆连“绝妙二字亦省去，径作《花庵词选》二十卷（后十卷加“续集二字），承袭以至今天。
然则，作为一个选本，《花庵词选》除了作为词的读本外，在词学史上还具有什么重要价值呢？这又需要从编选者的意图说起。我们且将黄升自序中的一大段话引录如下：
长短句始于唐，盛于宋。唐词具载《花间集》，宋词多见于曾端伯所编，而《复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于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余首。吁，亦备矣！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然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悲壮如三闾，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举杯清唱，合以紫箫，节以红牙，飘飘然作骑鹤扬州之想，信可乐也。
这里表白了几层意思：一是黄升以前词的选本最重要的有《花间集》、《乐府雅词》、《复雅歌词》三种（后一种今佚），他们分别代表唐人（包括五代）词、北宋词和唐宋词合编的总汇，尤以《复雅歌词》采录较为齐备，但年限只及于北宋末叶；二是南渡以来词人辈出，词作极盛，仅黄氏搜采所得就有数百家之多，更从中选出佳妙，以成此编；三是选词数量虽有限制，或囿于“尝鼎一脔，但所选对象却已包罗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等各种风格，实足以体现南宋一代之概貌。综合这几层意思，黄氏的用心自不难窥见。《四库全书总目》有云：“观升自序，其意盖欲以继起崇祚《花间集》、曾慥《乐府雅词》之后，故搜罗颇广。恰切地指明了黄升以续选一代词自命的用意所在。我们知道，选本的价值不光在于能保存所选的资料，更主要的是，通过代表作的指认，能引导人们去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及其基本走向。前人所谓“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陈维崧《词学序》，见《湖海楼文集》卷三，清乾隆六十年（179）浩然堂刊本），虽重在词学与经学、史学相贯通的理念上，也包含“选词即所以存词之史的意味。黄氏此选（连同其后来续编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既以展示一代词风为标的，那么“选词存史必然成为他的指导思想。胡德方序以为“此选博观约取……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已经隐约地透露出选者以选词存史的消息。至毛晋《花庵词选跋》便点明其“盖可作词史云。近人龙榆生亦称道本书“颇具文学史性质。这些都表明了《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是我们评价此书时所必须牢牢掌握的。
《花庵词选》“选词存史的特色，从各方面均有所反映。首先，在选词范围上，本书收罗宏富，别择精当，确能显现一代词林的风范。前已述及，此书前后两部分共选唐宋二代223家（包括黄氏本人）词1277首，数量相当可观，较之于《花间集》仅录18家词和《乐府雅词》收辑34家词作，应该说有了明显的拓展。时代分布上，选唐五代词26家104首，北宋词108家413首，南宋词89家760首，在体现详近略远的大原则下，安排也还大体均匀。故明人茹天成《重刻绝妙词选引》誉为“词家之精英，可谓尽富尽美矣，能够代表后世读者对此书的肯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中收载的并不限于当世的大家名篇，对于存量极少以及不为人关注的作者及其佳作亦不忽略。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录有贾子明《木兰花令》一首，题下附记云：“平生唯赋此一词，极有风味。另，《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二选入吴彦高《春从天上来》、《青衫湿》二首，篇末缀语曰：“右二曲皆精妙凄婉，惜无人拈出，今录入选，必有能知其味者。这些地方皆能见出选家博采旁收的功力。但选者也并不贪多务得。黄氏自序中述及当时流传的《复雅歌词》采集唐五代北宋词已达4300余首之多，而黄氏择存仅17首（内中包括其自具只眼的选篇），可见在鉴别上是下了一番工夫的。《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精于持择，“去取亦特为谨严，非《草堂诗余》之类参杂俗格者可比，《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称其“去取精审，在曾慥之上，所论洵为允当。
其次，《花庵词选》有自己的合乎历史潮流的词学宗旨，这也是它选词得以“存史的重要条件。综观唐宋人现存的词作选本，似可大别为雅俗两类。最早的《云谣集杂曲子》所收都是唐代民间流行的曲辞，其合俗的性质自不待言。后起的《花间》、《尊前》、《金奁》诸集虽由文人编集，仍是为妓乐传唱而设，其不脱俗也很自然。直至南宋庆元年间问世的《草堂诗余》，也还属于那个时代流行歌曲集的类编，应歌而设、取便于歌者的根本性质并未改变。这种合俗倾向的长期持续，是与词这一文体原本出自曲子以及词以合乐的传统有关。然而，自从文人学士染指作词之后，其走向雅化的趋势便不可避免。特别是北宋中叶苏轼等人开了“以诗为词的风气，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得到广泛的应用；至南宋，崇雅更演化为词坛的主流风尚。在这种形势下，后出的许多选本如《乐府雅词》、《复雅歌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等，均以“雅为标榜，自不足为奇。就具体词人词作而言，雅词或俗词皆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必故为高下轩轾，但就词这一特定诗体的演化过程而言，脱俗入雅在当时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如若一味株守词以应歌的传统来编词集，不免会舍弃相当一部分雅化的作品，于是词体的演进轨迹也就变得不分明了。黄升所选大致上与偏重雅歌词的一路相应，而又有其自身的特色。一是他虽然尚雅，却并不一概排斥侧艳或近俗之作，像曾慥编《乐府雅词》，明确标榜“涉谐谑则去之，宣称历来归诸欧阳修名下的“艳曲，皆属伪托，“今悉删除，这就显得有头巾气了。而黄升却在自序中表示对盛丽、妖冶、悲壮、豪俊的“佳作并加收录，所以不仅选入欧阳修的“艳曲，还载录不少《花间》诸人以及柳永、周邦彦等人的艳情词作，态度要开放得多。再一点是同属尚雅，而各家取向仍有歧异。如赵闻礼选编《阳春白雪》，正集八卷皆为婉约词，另立外集一卷收豪放词，其宗尚婉约派的倾向十分鲜明。周密选《绝妙好词》似亦偏向婉约，如吴文英词录有16首之多，为周密自选词（22首）以外最多的一家；他如史达祖10首、王沂孙10首，亦皆属婉约派代表词人，而豪放派大家辛弃疾仅录3首，轻重之意显然。相比之下，《花庵词选》推重豪放清雅之风的趣尚便表露出来了，其选词最多的四家为辛弃疾（42首）、刘克庄（42首）、姜夔（34首）和苏轼（31首），其中辛、刘、苏皆以豪放著称，而姜夔的清空作风也绝不近于软媚，其余如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过诸人的豪放词作在集子里均占有一定比重。但书中所选也并不一味豪放，像录词24首的卢祖皋，就因其“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浙人皆唱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八“卢申之名下注）而受青睐；一些婉约派代表作家如秦观（16首）、柳永（11首）、周邦彦（17首）乃至史达祖（17首）等，都有相当数量的词作阑入，而苏、辛之类大家亦能注意体现其多样化的风格侧面。这样一来，以豪放清雅为主流、多种风格并行发展的词史结构便大致建立起来了，它不仅体现着南宋中叶词坛上对词的演化的一种审美期待，从把握整个唐宋词史的发展轨迹来说，也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或许是《花庵词选》在“选词存史上所提供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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