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
从《尚书·洪范》谈起
作者：沈利华
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真是写尽了金钱成为主宰、生杀予夺而一往无前的神威。“凡今之人，唯钱而已，这大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指出金钱对人的异化的文字。《钱神论》还把钱与天作了一个比较：“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性命长短，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达穷开塞，振（通赈）贫济乏，天不如钱。在“死生、“贵贱、“贫富等方面，神威俨然之天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远不如钱的作用巨大。鲁褒又深入发掘钱的形体所包容的丰富内涵，给其这样定位：“内方象地，外圆象天，大矣哉。即所谓：天大地大不如钱大。
敬祀财神、崇拜金钱只是国人求取富贵的一厢情愿，获取功名才是求富逐贵的正途。封建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以高官厚禄笼络天下读书人。禄位引人如饵钓鱼，世称“禄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读书中举，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是士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幸福的源泉。“禄实际表征着国民对权力富贵的追逐。因此形成了民间对禄星的崇拜。
禄星亦称“文昌、“文曲星。本为文昌宫六星，传说为主文运兴衰的星宿，进而演化为职掌文运禄位的司禄神。明清之时，禄星又演变为魁星，其形象为鬼立于鳌头之上，举足起斗，反顾以笔点之，称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旧时为科举中试的吉兆。据学者研究，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人有一种趋向，世家子弟减少，贫寒书生增多。“白衣致卿相对于一个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并非全是梦幻，改变身份跳龙门，自有层出榜样在。
财富和功名作为中国文化中两个很有影响的成功幸福观念从来就是不可分的。儒家文化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或读书人却从来都是义利兼得。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入世的，它从来不是纯粹的道德教条，而是实践性、经验性都很强的治国方略，一切以维护政治秩序为终极目标。受儒家文化影响，政治世俗化、生活政治化的趋向愈甚，政治权力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笼罩、控制也愈加严密。拥有政治权力的官僚不仅享受厚禄，实际上也拥有贪污、受贿的一切便利和条件，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富贵合一、不可分割的根本原因。封建“官场，是做官者大打出手以抢钱贪财的闹斗剧场。一旦做官，便拼命发财。“升官发财的俗谚说明“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对此，《钱神论》也作了反复揭示：“富贵在钱，“相禄贵贱，皆在乎钱。“凡百君子，“上交下结，都是为了积钱。作者还从相反角度揭露：“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士者，官也。“士之忙碌“来“往都是为了“财与“赏。正如今日流行的俗谚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儒学告诫国人：“学也禄在其中矣，耕也馁在其中矣。在这种观念的刺激和激励下，数千年来具有一流头脑的中国人都走上了读书、做官、食禄这条路。权势地位与金钱财富往往是共生的，富则贵，贵则富。功名可以致富，富又可以成就功名，二者共同把“富贵刻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灵魂上，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及情感状态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生活的基本准则。
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说》中有则故事十分有趣：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功名、富贵、长寿，人生在世，得一便足，更何况三者兼得，既富且贵，外加长寿，就十分完美了。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于是“幸福也就成了人类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话题。长生久视、功名富贵这几方面是过去中国人生活中居主导地位的幸福观念，不仅表现为在社会组织及人们心理、生理结构中有强大的生命和影响力，而且业已积淀为人们普遍心理、生理素质因素并时刻规范、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在分析和总结传统幸福观的基础上，希望有助于建立一种符合我国现实状况，顺应时代潮流的现代意义的幸福观，这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作者单位：江苏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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