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

从《尚书·洪范》谈起

作者:沈利华




  在中国古代,最早较系统地论述幸福问题的当推春秋中叶以前的《尚书·洪范》。该文记述周初武王访殷逸民箕子,箕子为武王陈述治理天下的大法。《洪范》提出“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就是说,构成人生幸福的要件有五,即长寿、富足、康健平安、爱好美德、善终正寝。成为不幸的因素有六,即不得好死、多病、多忧愁、贫穷、貌状丑恶、志力懦弱。
  《洪范》论幸福,其一是把幸福看成一个综合性的范畴,五种幸福要素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的标准;其二是把“福与“极即幸福与不幸相提并论,在两者的对立中考察幸福;其三是把福与德相联系,认为爱好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在此,一方面,《洪范》认为幸福须有健康、安宁、顺利和一定的财富等要素,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谈论幸福,并且认为幸福是上天、上帝或神赐予的。另一方面,《洪范》重视人之寿命和寿终正寝,认为短命夭折或遭外部力量的伤害而死是一种大不幸。《洪范》首倡的“五福之说,把“寿排在第一位,其核心内容也是“寿,其他如“康宁、“考终命可以说是寿的同义反复。“富是指粮食充足,生活无忧;“攸好德意为所好者德,能达成人事和谐,此两者实际上也是长寿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对以后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后世五福又指福、禄、寿、喜、财,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之中,寿居首位,所谓“五福之中寿为先,并有“五福捧寿之说。
  可以说中国传统幸福观以“寿字最为发达。无论封建帝王还是芸芸众生,长寿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的一切幸福享受都必须建筑在生命的基础上。在生活心理上,国人也非常珍惜生命,一般不肯做拿性命去冒险的事情。与西方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不同,中国人抱持的是一种现世的人生观。他们不寻求超脱而执著于现世,不懈地追求生命的长久、恒寿。《牟子理惑论》中所谓“福莫逾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的评判,可谓切中肯綮。
  中国传统祝吉词还有“三多九如。“三多为多福、多寿、多男子,源于《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华封人祝帝尧长寿、富有和多男,后人因称为“华封三祝。“九如则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君曰卜尔,万寿无疆,也是以寿为祈福中心。诗中称“受天百禄,降尔通福……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诗为群臣祝福君主之辞,受天之禄,天降遐福,如山川日月之寿,如南山松柏之茂。诗中共用了九个“如子,道出“天保九如一语:后世以山、水、日、月、岩、松柏为象征长寿吉祥物,盖源出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和生命价值充分肯定,除了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并不认为还有其他更有意义的境界。中国人热爱生命,认为“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奢望“万寿无疆。不仅孔子以“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之言,表明对生的热爱,即使以超脱的人生哲学著名的道家,也流露出对生命的眷恋。《老子》讲“天长地久、“长生久视之道,《庄子》也有“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死为留骨而贵之言。战国秦汉的神仙方士和道教,其终极目标也都是灵魂长在,肉体永存。国人注重寿命,故有“求静、“长生久视、“入于不生不死、修炼服食成仙等理论。
  中国人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执著与关注,表现在哲学观念上便是“养。中国人是不怎么相信灵魂不朽和精神长存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主张去研究思考死亡和死后之事。“灵魂转世和“投胎的说法是后来受佛教的影响才产生的,但并不深入人心。中国人受道教的影响在这方面远甚于佛教。道家的养生全生及道教的肉体成仙直指个体生命,非常重视身体之养,将长生不老作为身体修炼的终极目标。中国人注重个人身体之养,无疑是因为农业社会对生产力的高度重视,要求社会成员特别是男性要有强健的体魄,由此进而发展为社会对生命的重视。这又源于原始的生殖崇拜观念,认为自然与人事、人体与宇宙是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对自然生命力的讴歌赞颂,不仅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便“与天地参,并进一步认为宇宙自然的功能就是善有所养,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有化育之恩,因此人的使命就是要报答父母恩,通过生男育女将自己的肉体生命延续下去。这样就形成了有别道家的儒家生命哲学,即个体生命只有加入群体,与家国族类的生命之流合而为一才能不朽,所以个体生命不仅是个人所属,而且也是整个族类或社会组织所属,须得倍加爱护,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多子多福的观念与祈求长寿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制血缘家族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将个人的一切都与家庭、家族联系起来。个体的生命既不可能长久、恒寿,个人愿望的实现也不能仅求之于一己之身。在人们的观念中父系血统的延续至关重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香火是最不能原谅的罪孽,“断子绝孙也为最恶毒的咒语,满门抄斩更是封建社会最严酷的刑罚。中国传统婚姻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香火永继。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业的发达从属于家族的兴旺,一个人奋斗一生积聚万贯家财却后继无人,对自己来说,悲莫大焉,对世人而言,怜莫深焉。人生幸福成功更多地表现为人丁兴旺、子孙有为、光宗耀祖。中国文化中长青之松柏、延年之龟鹤、恒久之奇石、不老之仙人都为表意“益寿延年的吉祥物。同样,瓜果葫芦藤蔓绵长、果实累累,模拟绳线编结而成的吉祥符“盘长,盘绕不绝,无头无尾,不断头“卍字纹样绵延不绝,无休无止,多为子孙繁盛、家族兴旺的象征。
  家庭、家族是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人们的行为目的只能以维护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为基本准则。父子、夫妇、兄弟三组关系构成血缘家族的核心关系,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良弟悌等儒家说教成为稳定社会基层组织的行为指南。守住一块土地、世代相传、四世同堂也为传统家庭理想的模式,为一般世人最重要的精神归宿。中国人的幸福观立足于现世人生,其基本内涵是地位财富长寿和子孙兴旺发达,孝则居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首位。《尚书·康诰》的“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以不孝为首恶。中国人用“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无极的深情吟唱,对孕育抚养自己的父母表示深挚的爱和强烈的报恩心理。从汉代始,历代重视文治武功的帝王多倡导以孝治天下。中国人的其他价值选择,也要受到以孝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的制约。
  “财富与“功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很有影响的成功与幸福观念。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明财富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旧有福、禄、寿、喜、财“五福之说,为人生幸福的总称。“五福中实多与财有关,有财有福,得财为喜,财禄一体。权势地位与金钱财富往往是共生的,富则贵、贵则富,人生在世,既富且贵就十分完美了。求财纳福至今仍为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中国人是从来不避讳求财逐富的。即使是儒家圣人孔夫子也曾说过,财富如果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得,那么即使为人赶马车他也愿意干。在民间,关于摇钱树、聚宝盆的传说满足了国人求财求富的愿望,因此百姓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以致图绘其形,或张贴于门户,或陈列于中堂,以祈好运临门,发家致富。财神是最受国人欢迎的神祇之一。旧时,敬祀财神为新年要务,各地均祭祀财神,家家户户烧香挂像,求取大吉大利。北方地区,除夕供财神像,烧香上供品,正月初二晨祭化。祭祀时,边行礼祷告边诵“香红灯明,尊神驾临,体察苦难,赐福百姓。穷魔远离,财运亨通,日积月累,金满门庭或“招财童子至,利市仙官来。穷神永离去,富贵花常开等吉语。南方地区敬祭财神则重接神仪式。俗传正月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为抢先接到财神,商家多于初四晚举行迎神仪式。清顾铁卿《清嘉录》中有“竹枝词记苏州人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示,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所谓“抢路头即抢接路头财神,一个“抢字,形象地反映出迎神纳福、发财致富的急迫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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