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
高洁的品格与真率的诗风
作者：张亦伟
魏耕，原名璧，又名时珩，字楚白，号雪窦，清兵入关后改名耕，字白衣。浙江慈溪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初六生于一个破落世族之家。七岁从其叔父学，“日诵数百言，覆背如流”（见《雪翁诗集•附录》，本文未注出处者，皆见是书），家人以颖异称之。十四岁时，母卒，随父至吴兴读书。明天启六年（1633），魏耕赴归安应童子试，得第一名，虽当地儒生以其外籍相阻，终因试卷“宏深朴茂，有古大家风”，受到考官赏识，得入归安庠。明天启十二年（1639），又“岁试冠军”，得到官给廪饩的待遇。这期间，当地富户凌祥宇闻其名，客于家中，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因此，他便以赘婿的身份侨居在归安县。
清兵入关，整个江南为之震动。魏耕一听到这个消息，便“悬衣冠堂上，北面稽首曰：‘予虽在草莽，然廪食胶庠，亦君禄也，纵不赴国难，亦当潜身遁迹，为世外间人。’”（《慈溪县志•魏耕传》注）魏耕认为，国难当头，气节为重，这是每一个臣民的本分，因此，他和妻子一起，开始了隐居。清朝统治基本巩固后，曾有人推荐他到清朝做官，被他断然拒绝，表示了不合作的态度，而心甘情愿地去过那种“褴褛百结脚不袜，伶仃枯槁无人形”（《醉歌行》）的穷困生活。
但是，隐居只是魏耕的一种斗争方式。作为一介处士，他没有条件率军作战，于是，只好“麻鞋草屦，落魄江湖，遍走诸义旅中。当是时，江南已隶版图，所有游魂余烬，出没山寨海槎之间，而白衣为之声息，复壁飞书，空坑仗策，荼毒备至。顾白衣气益厉”（全祖望《奉万息郭门魏白衣（息贤堂集）书》）。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钱肃乐等扶持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魏耕曾“扶策往从之”。他的上述活动，很可能便是为鲁王政权进行联络。鲁王政权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依靠钱塘江天险，打击了清兵南下的气焰，魏耕亲自参加了其中的“苕上之役”。后因种种原因，鲁王政权建立不到一年便失败了。魏耕逃亡在外，以避追捕。虽清政府囚其妻子儿女，逼其就范，魏耕终不为所屈。
在其后的许多年里，魏耕仍然过着隐居生活。他没有被清兵的淫威吓倒，而是密切地注意时局，寻找着时机。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他派人投书郑成功，备言收复失地大计，并为之拟定了具体计划：“海道甚易，南风三日可直抵京口。”（全祖望《雪窦山人碑版文》）这一计划得到了郑成功的首肯。这年六月，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水陆军十七万，大举北伐。战事进行得很顺利，破瓜州，平镇江，一路势如破竹，攻无不克，最后将南京团团围住。而张煌言率一路军沿江而上，又连连奏捷，一时收复了徽州、宁国等三十余府、州、县，军威大振。可是，这时郑成功却骄傲轻敌，坐失战机，被清兵偷袭成功，仓皇退回福建，而将张煌言孤军悬在皖南，形势十分危急。为了挽救义军，魏耕劝张煌言入大别山区，联合“内抚有二十四寨，外联络蕲黄四十八寨”的英、霍山寨，以图再举大事。但是，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张煌言依计行事，可魏耕平时结交的寨主却叛变了，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败局。对此，魏耕一直引为憾事。按全祖望《雪窦山人碑版文》、《奉万息郭门魏白衣〈息贤堂集〉书》及《慈溪县志》皆谓魏耕说张煌言“入焦湖”，盖传闻之误。《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云：“适英、霍山义士（按指魏耕）来，遮说焦湖入冬水涸，未可停舟，不若入英、霍山寨可持久。余然之。”又《鲁之春秋》卷十四云：“耕遮道留煌言曰：‘英、霍山寨尚多，耕皆识其魁，请入说之，使迎公以图再举。’”魏霞《传》亦作“如英、霍”。当从之。
郑、张北伐失败后，清廷访知其计出于魏耕，便严令加以追捕。虽经反清义士多方掩护，终因孔孟文的出首，魏耕被清廷抓获，于康熙二年（1663）在杭州就义。关于魏耕的卒年，魏霞《明处士雪窦先生传》及费寅《雪翁诗集跋》谓在康熙元年（1662），张寿镛《雪翁诗集序》及全祖望《碑版文》、《奉万息郭门魏白衣〈息贤堂集〉书》谓在康熙二年（1663）。按魏耕先张煌言一年死，应从后者。
魏耕的著述有《道南集》、《吴越诗选》等。《慈溪县志》卷三十《魏耕传》注云：“尝就允武征古今诸名家诗稿，汇选成帙。一时名宿如虞山钱宗伯谦益、山左姜侍御该、湖广曹翰林允昌、姑苏吴学士伟业，并不惮持稿乞评选。”于此，可略见魏耕的文学活动。但除《雪翁诗集》外，多已散佚。《雪翁诗集》十五卷，系其自定，据其《自序》，收诗截止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但集子里却有顺治十五、十六年的作品。如《戊戌（1658）除岁高斋回瞩有怀玉林大师》、《己亥岁（1659）移居南阳竹素庄作》等。据张寿镛《序》称，魏诗为“传家之稿”，则丁酉后的作品可能因其从事兴复活动和避难，未及收入，而就义后由其家人补进。总的来说，《雪翁诗集》汇集了他从崇祯、弘光年间到顺治十四年（1657）这二三十年间的作品，虽不够全面，却也可以反映出这位颇具个性的诗人在明清之际的创作成就。
魏耕的民族意识很强。在《梅市送愚庵和尚还横山集福寺呈西遁先生祁超》、《三妙轩酬王二嗣槐》、《春日柳园忆群从作》等诗中，或自比鲁仲连、荆轲，或自比夷齐、巢由，显示了他的不屈服、不妥协的意志。因此，他常用诗歌歌颂抗清义士。如《赠朱七毅元二十五韵》描写鲁王监国政权中的一位将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虎威凛凛，为抗清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诗人刻画的这位将军的形象，实际上暗示了他自己的抱负。这使我们看到，他对于当时抗敌复国的斗争，寄予了多么殷切的希望。
然而，新兴的满族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的力量毕竟是太强大了。眼见清朝统治日渐巩固，魏耕心中无限悲凉：“飘飘天地间，邈若洞庭波。寒蝉与落叶，其奈秋风何！”（《酬张杉》）这几句诗，正是他的感情写照。亡国，这对一个深受正统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多么不愿接受的事实，他的沉痛是难以压抑的。沉浸在这种悲哀之中，他经常流露出强烈的故国之思。如他的《孝陵》一诗，寄慨无穷：“万国朝宗地，千年一孝陵。龙蟠清汉迥，虎踞大江澄。蓬岛仙难返，苍梧驾莫凭。”诗人对明帝国盛时的“万国朝宗”是那样的怀念，对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障也深深崇敬。而如今，那虎踞龙蟠的“王气”黯然而收，故国盛事化为一场春梦，而南明王朝栖流海域，恐也难成大事。想到这里，他怎能不肝肠寸断，泪洒大地？但可贵的是，诗人既没有屈服，也没有绝望。他的诗作全部用干支纪年法，显然是受到陶渊明的影响。他自信总有一天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救济苍生，振兴故国。如《春望有感》：“流云哀过雁，舞剑拂深宵。欲献河清颂，天边金阙遥。”这使我们想起顾炎武晚年所写的《五十初度，时在昌平》：“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真是异曲同工。由此，可以看出魏耕对兴复抱有何等的希望，他的隐居生活又含有多么丰富的内容。
有明一代，诗风多重模拟，延至明末，风会无改。但遗民诗人的创作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即于此可见。魏耕论诗，认为应该有为而作。他自序其诗时说：“苟无所为而为之，虽拟议尽变，曲肖囊篇，无疾呼痛，伪托可笑。故余之为诗，初无矜饰，务达其情。……有触于怀，发之咏叹，以为合于作者不能自已之情。”从这一点出发，他尤其提倡一个“真”字，要求“乐必尽乐，哀必尽哀”。魏耕的这种诗歌主张，是由于时代的影响并通过对诗歌传统的反思总结出来的，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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