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乌台诗案史话之四：涉案作品的文本分析
作者：莫砺锋
奇怪的是，其实东坡还有不少诗歌明显寓有讥讽新政之意，比如《吴中田妇叹》揭露吴越农民在天灾与苛政的双重压迫下生不如死的惨状，其中的“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二句锋芒直指执政的新党诸大臣。又如《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中的“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二句，分明是讥刺当政者不恤民情。这些诗肯定都已刻在《钱塘集》中并上缴御史台，而且说不定早被沈括进呈给神宗了，李定、舒亶他们反倒视而不见，东坡的供状中也一字未提。也许是诗案中已经涉及，但是有关的材料没有保存下来。
从上面的文本分析来看，在乌台诗案中受到追究的东坡诗文中确有不含讥讽的作品，这是连御史们也不否认的。在最后的结案文书中，章传等四十七人被定性为“承受无讥讽文字”者，即是明证。另有许多诗文则是确实含有讥讽之意的，这一点东坡也不完全否认。虽说东坡的供状是在反复威逼下言不由衷的产物，但关于作品中的讥刺之意的分析却并非全是无中生有。当然，东坡的讥讽主要是针对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大臣的，并无针对皇帝本人的不恭之词。李定等人非要从中归纳出“指斥乘舆”的大逆不道之罪，实属包藏祸心的恶意曲解。
乌台诗案最后由宋神宗亲自下旨定性，判定东坡犯了“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阙失”的罪行，并处以勒停两官、贬往黄州的惩罚。对东坡的处罚是重是轻，当时的人们肯定有种种不同的议论。但后人应该追问的却是，为什么“作诗赋等文字讥讽朝政阙失”便是犯罪？
从孔子开始，“诗可以怨”便成为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一部《诗经》，其中讥刺时政的作品不胜枚举。汉儒解诗时提出的“美刺之说”，堪称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诗学纲领，其中的“刺”与“美”平分秋色，同样都是受到封建统治者肯定的诗歌主题。相传上古时代曾有“采诗”制度，朝廷派出专人到社会上广泛地收集诗歌，借以了解民间疾苦以及百姓对朝政的议论。此事的真实性虽然无法证实，但至少说明古人在价值观上对它的肯定。如果从诗歌自身的性质来看，揭露社会弊病，讥刺政治的黑暗面，以及抒发诗人内心的牢骚哀怨，正是诗歌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再到杜甫、白居易，“讥讽朝政阙失”正是诗歌史发出的最耀眼的一道光辉。然而东坡竟因此而获罪了，竟因此受到沉重的处罚了，连收受了东坡诗文的人也因此获罪了，无论从诗歌的政治功能还是文学功能来看，这都是对诗歌传统的粗暴违反。在以“文治教化”而傲视汉、唐的北宋，竟然发生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真是咄咄怪事。《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记载，曹太后闻知东坡因作诗下狱，对神宗说：“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可见连居于深宫的太后都知道以诗罪人的“乌台诗案”是不该发生的。“乌台诗案”开创了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恶劣风气，仅隔十年，重掌朝政的旧党如法炮制，制造了打击新党人物蔡确的“车盖亭诗案”。再过十多年，由宋徽宗、蔡京等人主导的文化专制变本加厉，不但下诏销毁东坡及司马光等人的文集之板，而且连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都险遭禁毁。以宋太祖制定“不得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为起点，以宋徽宗禁锢一切言论、甚至下诏禁止士大夫作诗为终点，北宋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发生了每况愈下的大滑坡，“乌台诗案”正是这个下滑过程中最显著的一个转折点。对此，宋神宗和李定等人是难辞其咎的。
编者按：莫砺锋教授《漫话东坡》一书即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维古文章，言必己出。缀词缉句，文之蟊贼。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谠论，不顾身害。凛凛大节，见于立朝。放浪岭海，侣于渔樵。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昭晰无疑，优游有余。跨唐越汉，自我师模。贾马豪奇，韩柳雅健。前哲典型，未足多羡。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以声诗。
（宋孝宗赵《东坡全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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