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2期
乌台诗案史话之四：涉案作品的文本分析
作者：莫砺锋
东坡的《湖州谢上表》是在御史们的弹章中两度提到的重要罪证，此表全文如下：“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宋代的官员接受朝廷的任命，照例都需上表，这本来只是具有固定格式的公文而已。东坡此表也未能免俗，尤其是一头一尾，几乎全是官样文章。舒、何等人从中挑出“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联加以攻讦，确具慧眼，因为全表中确实只有此联暗含讥讽之意。“新进”一词，早已成为那些因附会新法而越次升迁的新党人物的代称，这对于舒亶等人当然十分刺眼。“愚不适时”、“老不生事”两句则态度鲜明地表示了与新政势不两立的不合作态度，这不但会刺痛新党，也会冒犯力主新法的神宗。当年司马光指责王安石变法的四大罪状就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如今东坡自称“老不生事”，言下之意就是朝廷正在不断地“生事”。而且既然只有“老不生事”才能“牧养小民”，言下之意就是“生事”者必然扰民不止。神宗当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何正臣指责此联“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舒亶指责它“有讥切时事之言”，不说他们自身的反感而只提对朝廷的损害，正是瞄准神宗的心态而发的，刀笔功夫已达到杀人而不见血的程度。在御史们的逼迫下，东坡完全按照他们的口径供认了表中对朝廷的讥讽。
东坡的《寄子由》一诗也是受到御史们密切关注的罪证，此诗全文如下：“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其中“读书万卷不读律”两句，舒亶说是讥谤“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东坡则有更加详细的供认：“是时朝廷新兴律学，轼意非之。以谓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而忘诗书， 故言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君尧舜之术也。”其他如“任从饱死笑方朔” 两句，东坡供认说：“言弟辙家贫官卑，而身材长大，所以比东方朔、陛楯郎，而以当今进用之人比侏儒、优旃也。”再如“劝农冠盖闹如云”两句，供状中说：“以讥讽朝廷新开提举官，所至苛细生事，发谪官吏，惟学官无吏责也。”再如“平生所惭今不耻”两句，供状中说：“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笞此等贫民，轼平生所惭，今不耻矣。以讥讽朝廷盐法太急也。”再如“道逢阳虎呼与言”两句，供状中说：“是时张靓、俞希旦作监司， 意不喜其人，然不敢与之争议，故毁诋之为阳虎也。”全诗三十句，东坡供认意含讥讽的就有十句，简直是满纸讥讽了。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的这些供词文繁意复，絮絮叨叨，根本不像他的手笔，倒像是直录审讯者的提示。据南宋人周必大说，他曾亲眼看到过乌台诗案卷宗的真迹，供词确系东坡手书，凡有涂改之处，都一一画押于下，每页上端且盖有御史台的大印。（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元丰己未，东坡坐作诗谤讪，追赴御史狱。当时所供诗案，今已印行，所谓‘乌台诗案’是也。靖康丁未岁，台吏随驾挈真案至维扬。张全真参政时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后张丞相德远为全真作墓志，诸子以其半遗德远充润笔，其半犹存全真家。余尝借观，皆坡亲笔。凡有涂改，即押字于下，而用台印。”）然而供状虽为东坡手书，并不能证明它就是东坡出于己意的供词。经过“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诗句）的逼供和无数次的“再勘方招”而得到的供词，它的可信度还有多少呢？
东坡的《山村五绝》中有两首曾受到舒亶的抨击，东坡则在供状中提到了其中的三首。平心而论，由于这三首诗对新政扰民的现实的揭露是锋芒毕露、毫无掩饰的，所以舒亶说它们针对青苗法及盐法并非捕风捉影，东坡的供词更加细致地分析了讽刺的具体对象，两者并无不合。《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四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诗如下：“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舒亶说它是对“陛下兴水利”的讽刺，东坡的供状中则说：“盖言弄潮之人，贪官中利物，致其间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断。轼谓主上好兴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轼八月二十二日在台，虚称言盐法之为害等情由，逐次隐讳，不说情实，二十四日再勘方招。”可见东坡开始时只承认此诗是讥讽盐法的，但经过两天的 “再勘”，他就改而供认此诗是“讥讽朝廷水利之难成”，也就是接受舒亶为此诗所定的罪名了。其实此诗后面有东坡的原注：“是时新有旨禁弄潮。”这与供状中“故朝旨禁断”一句相合，与全诗的旨意也相合。细读全诗，正是东坡看到钱塘江上的弄潮儿为贪奖赏而冒险出没于波涛之中的现象才有感而发，当时朝廷已下旨禁止这种习俗，所以东坡说假如东海知道朝廷的意思，定会把大海变成陆地，从而根绝其祸。此诗即使语含讥刺，也绝对不是针对盐法或水利的，因为无论煮盐还是兴修水利，都与弄潮之事毫无关系。“斥卤”在字面上好像与煮盐有关，但其实只是借指海水而已。如此曲解诗意，真可谓深文周纳，锻炼成罪。
舒亶的奏章中说：“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 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李定的奏章中也说：“或有燕蝠之讥，或有梁窦之比，其言虽属所憾，其意不无所寓，讪上骂下，法所不宥！”两人异口同声地指摘东坡所写的“梁窦”、“燕蝠”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梁窦”一语见于《次韵答章传道见赠》，此诗中有“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四句。“燕蝠”一语见于《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此诗中有“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二句。对于前者，东坡招供说：“所引梁冀、窦宪，并是后汉时人。因时君不明，遂跻显位，骄暴窃威福用事，而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并依托之。轼诋毁当时执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马融，苟容依附也。”对于后者，东坡招供说：“熙宁六年，因往诸县提点，到临安县，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本县界外太平寺相接。轼与本人为同年，自来相知。本人见轼，复言舜举数日前入州，却被训狐押出。轼问其故，舜举言我辟画得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年，甚简。前日将去呈本州诸官，皆不以为然。呈转运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轼取其规例看详，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舜举言自来闻人说一小话云：‘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之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曰：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都是训狐权摄。’舜举意以话戏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周邠作诗一首与轼，即无讥讽。次韵和答，兼赠舜举，云：‘糟醉方熟，酒面唤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其意以讥讽王庭老等，如训狐不分别是非也。”细检这两处文字，前者反用马融依附梁冀、班固依附窦宪的典故，表明自己决不愿意依附朝中的权臣，确实有讥刺当朝大臣的意思。但是说这是“指斥乘舆”，则显然是无中生有的构陷。至于后者，则本出于听友人所说的小说家言，东坡把其来龙去脉交代得相当清楚，即使东坡的诗语含讥刺，也只是针对转运副使王庭老等人，与朝中大臣何关，与皇帝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个寓言本身确实寓有丰富的含义：由于百鸟之王凤凰不在其位，却由猫头鹰（训狐）代掌其权，所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只要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便可以得出“皇权旁落，奸臣专权，导致朝政黑暗，忠奸不分”的隐喻意义来。舒、李等人正是这样联想并指责东坡的。由于这种解释的锋芒直指皇帝，其罪名太骇人听闻了，所以东坡坚决不肯承认。由此可见，李定、舒亶等人对东坡诗文的恶意曲解达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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