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3期
从兰台文人到“宪府文章”
作者：陈 君
扶风班氏为战国时代楚令尹子文之后，应劭《风俗通》云：“（班氏）楚令尹鬬班之后，即於菟也。”（东汉应劭撰、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秦灭楚后，为巩固政权实行移民政策，将班氏迁移到晋代之间，遂以班为姓。“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子班孺“为任侠，……官至上谷守”，班氏这时已成为北境的豪族。到西汉后期，由于班况之女班婕妤与成帝联姻，班氏迁居京兆地区，进入主流文化圈。扶风班氏虽是贵戚，但与一般的贵游子弟不同，如班况长子班伯虽“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长安地区是当时的文化中心，班氏与儒生、文士交往密切，班况三子班伯、班斿、班稚，皆好学，班氏形成了儒雅好古的门风。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又从郑宽中、张禹受《尚书》、《论语》，“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上（成帝）赐以秘书之副（《汉书》卷一百上《叙传》）”，班稚子班彪“性沈重好古”（《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杨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汉书》卷一百上《叙传》）。两汉之际的扶风班氏，具有了外戚与儒族的双重身份。
班氏家族虽贵显于西京，在新莽之世却玄默自守。赤眉军攻入长安之后，班固的父亲班彪初投隗嚣，后避地河西，并于建武十二年（36）从窦融东归洛阳。初举司隶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后数应三公之召”，并任望都长。但总的来看，班彪位望并不通显，班固也说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汉书》卷一百上《叙传》）。这一方面是因为班彪并非刘秀的元从和嫡系，所以不能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儒生气质太浓而难合流俗。《览海赋》透露了班彪赴任途中的黯淡心境：“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从容而遂行。……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歧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艺文类聚》卷八）文中流露的出世之意，与《览海赋》中的萧索情绪是一致的。此外，班彪还作有《悼〈离骚〉》：“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诎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艺文类聚》卷五六）正是他晚年失意心境的写照。
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望都任上，班固时年23岁，归扶风安陵服丧。父亲班彪的去世，对班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幽通赋》里写道：“咨孤蒙之渺渺兮，将圮绝而罔阶。岂余身之足殉兮？世业之可怀。”丧父的悲凄之情溢于纸上。作为家里的长子，班固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这是不可逃避的责任。而班固的压力还不止于此，家世的显赫与现实的困顿，需要他做出点成绩，重振祖先的光荣。就生活和家世两方面的压力而言，后者似乎来得更大一些，二十多岁的班固的确需要冷静思考一下自己的前路和家族的远景了。
中元二年（57）班固服丧期满之时，适逢东汉君主易代。这年二月，光武帝刘秀病死在洛阳宫中，时年六十二。明帝即位后，重用功臣邓禹与母弟刘苍，中元二年二月诏曰：“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刘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吸引了不少名士、君子，入幕府者先后有名士南阳朱晖、隐逸君子太原苟恁、学者文人杜抚等。沉潜三年之后，班固急于求用，因此不念卑微大胆上书。奏记云：
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蹑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势，博贯庶事，服膺《六艺》，白黑简心，求善无厌，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审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著于无穷。（《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
班固首先对东平王刘苍的地位及其品德大加赞颂，又劝谏刘苍用人要以才德为本，“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接着班固向刘苍推荐六位名士、大儒：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晋冯、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弘农功曹史殷肃。最后说：
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班固在荐引贤达之余，在文章的末尾大讲卞和断趾、灵均沈身的事情，其中也蕴含着自己的不遇之感。正如孟祥才先生所言，班固的这篇奏记明显含有“通过推荐别人来宛转地推销自己”（《论班固之死》，《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的意思。刘苍明悉政体，雅擅文章，永明之初，即上疏议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他除作有章奏、文书外，还有“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等作品，所作“《光武受命中兴颂》，（明）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后汉书》卷四一二《光武十王•东平王苍传》）。在班固看来，通过上书展示文才与见解，应该有可能得到刘苍的识拔。结果却并非如此。对于班固的奏记，虽然史载“苍纳之”（《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但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实际上班固推荐的人才中，只有李育为刘苍幕府所接纳。需要指出的是，班固服丧显然在奏记刘苍之前，《后汉书》将两件事的先后顺序完全弄颠倒了。有学者认为，班固奏记刘苍之事在任兰台令史之后。这同样不合历史事实，下文还要讲到。
班固遭遇了这次挫折之后，只得再回到扶风安陵老家。班固在服丧期间也许就已开始续补父亲班彪的《史记后传》，这时他更潜心著述，希望完成父亲的遗愿。但不久他便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固传》云：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
幸好明帝赏识班固的史才与忠心，以私修国史下狱的班固才得以安全度过这场风波。明帝还将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固传》），班固开始了仕宦朝廷的生活。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