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
作者：张根云
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中评价独孤及之文“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在古文运动中，“实录”的原则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蔡邕碑铭受到较为普遍的推崇。
二、颂述之文
唐代古文家中，对蔡邕碑铭文评价最高的是碑志巨匠权德舆。他在《醉说》中评价蔡碑“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贯通之以经术，弥缝之以渊元”。权氏除了赞叹蔡碑源于经、史的典雅的内容，还特别强调其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一是用典，“善用常而为雅，善用故而为新”。这与《文心雕龙•事类》所谓“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是一致的。二是剪裁，“虽数字之不为约，虽弥卷而不为繁”，即繁简得中。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权德舆“于述作特盛，《六经》百氏，游泳渐渍，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焉”。他在《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中说：“张老之轮奂，……伯喈之无愧，贤士大夫颂述之文也。若夫……阮元瑜书记翩翩之任，触类滋多，非文不彰。后之人力不足者，词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难能也如是。”权氏认为伯喈之碑铭合乎雅颂的传统。他自己的碑志以骈体为主，很重视文采，但是他看到了后来以蔡、阮（蔡邕弟子）为宗者所存在的偏差，即“词或侈靡，理或底伏”。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关联的，过于逞辞弄藻，必然妨碍说理的清楚明白；而蔡、阮之高明，正在于能恰如其分地处理词与理的关系，显示出后人所不及的才力，这恰是权氏所追求的。释皎然在《答权从事德舆书》中说：“初，贫道闻足下盛名，未睹制述，因问越僧灵澈、□古、豆卢次方，签曰：‘杨、马、崔、蔡之流’。”这一对权氏的评价可谓切中肯綮。
范晔在《后汉书•蔡邕传赞》中评价伯喈为文“心精辞绮”。王勃也屡屡称道“伯喈雄藻”。（《与契将军书》）据《旧唐书•张说传》记载，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张说极为推崇四六宗匠庾信的文风，亦很推重“四杰”之文，正是出于对其文采的喜爱。自然地，蔡碑之“辞绮”定能引起他的共鸣。另外，张说作文“用思精密”，这一点与蔡邕之“心精”恰好一致，可见二人具有相同的对于文章构思精巧的艺术追求。无独有偶，后来的古文家、醉心于蔡碑的崔元翰作碑志时亦“致思精密”。不难推断，唐代喜爱蔡碑的作家，看重其构思精巧之特色者当不在少数。
作为古文运动萌芽期的重要作家独孤及的弟子，崔元翰非常用心地师法蔡邕的碑文。《旧唐书•崔元翰传》记载：“元翰苦心文章，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其对策及奏记、碑志，师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与崔元翰同时的权德舆盛推崔氏之文，称其“师遵六籍，磅礴二汉，……闳茂博厚，菁华缜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
王勃、杨炯之后，张说之前，碑志写作曾出现过一股新的潮流。《旧唐书•文苑传中》记载：
富嘉谟……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钟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富氏二颂今不存，吴氏之铭见《全唐文》卷二三五，题曰《唐北京崇福寺铜钟铭并序》，主要为散体，间有偶句。岑仲勉《金石论丛•续贞石证史》收录富、吴合著的《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崔公墓志》，且据《旧唐书》此段记载，云：“今读其文，诚继陈拾遗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此碑之志文全为散体，铭文偶句极少，对偶亦不工，铭文后有附志，亦散体，记死者之子孙。所谓“富吴体”的新风格，即打破专用骈体的行文规则，抵制“浮俚不竞”的文风，学习古代经典以散体为主的行文风格，力求达到“雅厚雄迈”（《新唐书•文艺传中》）的境界。当然，其“以经典为本”不单是学其皮毛，而更重要者在于学习经典的思想内核。因此，这种新文风，其实是矫正了在碑志写作中被徐、庾等人发挥到极端的过分注重遣词行文的形式华美之弊，转而注重碑志这一文体所应承载的儒家道德教化的功能，这在实际上恰恰与蔡邕所确立的“无惭德”的精神相一致。这种新文风，受到张说以及萧颖士的极大好评。
李翱在《答皇甫书》中云：“仆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足下视仆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此言不无自负的成分。在李翱心目中，尽管就文采来说，蔡邕似乎不如司马迁，但就碑铭之文而言，蔡氏亦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标的。对于李翱颇为自负的两篇文章，裴度评价说：“若《愍女碑》、《烈妇传》，可以激清教义，焕于史氏。”（《寄李翱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蔡碑辅助“教义”的史学精神。其师韩愈曾这样评价柳宗元：“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新唐书•柳宗元传》）韩、李立论是一致的。尽管他们认为东汉文在气质上要弱于西汉之文，但对于像班、张、崔、蔡这样的大家，也不无崇敬之意。对韩愈古文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独孤及就嫌“荀、孟朴而少文”，因而既主张向西汉的贾谊、司马迁学习，又主张向东汉的班固学习，难怪其弟子梁肃认为其师之文有“两汉之遗风”（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作为李翱十分尊敬的一位文坛前辈，梁肃对两汉文的评价比较客观。他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说：“炎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故其文亦二。贾生、马迁、刘向、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者也；枚叔、相如、扬雄、张衡，其文雄富，出于霸途者也。”这里没有按时代的分界来评价两汉之文，而是把两汉文章写作看做一个整体，比较客观地指出贯穿两汉时代始终的是两种不同的文风，前者“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后者或“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或“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虽然后者在思想上稍逊于前者，但亦自成一派，与前者一样都文理兼胜，足为后世法。照这个标准衡量，蔡邕应是与张衡等为一派。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唐代古文家之所以喜好蔡邕的碑铭之作，是因为蔡邕确立碑文写作的“实录”原则，其文融化经典，合乎儒家雅正的标准，遵循褒贬劝诫的根本原则，而且构思精巧，辞藻丰富、典雅但无俚俗、华靡之弊，运用骈俪之语而能所恰如其分，不以辞害意，充分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才能。总之，蔡碑典雅而又优美，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刘师培说：“碑铭之体应以蔡中郎为正宗，然自齐梁以迄唐五代，碑文虽较逊于伯喈，而其体式则无殊于两汉，盖惟辞采增华，篇幅增长而已。”（《文心雕龙•诔碑篇口义》，载《国文月刊》1945年第6期）此言可谓得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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