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酌古始而陋凡今，备文质之彬彬
作者：张根云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作家一致认同三代西汉之文风，但对于东汉的文风是否值得学习，则见仁见智，存在分歧。那么，作为东汉一代的一流作家，蔡邕在唐代古文家的心目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唐代古文家对蔡邕碑铭文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创作受蔡邕影响的情形。
关于古文运动的发生过程，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云：“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此后，《新唐书•文艺传》对此说加以补充，上溯至王勃与杨炯，下推至韩门后学李翱等人。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就是综合二家之说，并参考孙昌武先生的说法，包括了从高宗朝至武宗朝，凡是对于古文运动的发生及发展有所贡献的作家。
一、国史之笔
唐初，延续北朝的风气，碑志写作大行。《旧唐书•职官志二》载秘书省设著作局（龙朔为司文局），其著作郎（龙朔为司文郎中）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可见上层统治者对于碑志的重视。
孙昌武指出：“在‘古文运动’中，碑传文章成就卓异。”（《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全唐文》收王勃碑志十篇，杨炯二十多篇，陈子昂近二十篇，张说约七十篇，李华二十多篇，独孤及三十多篇，梁肃二十多篇，权德舆八十多篇，韩、柳各六十多篇，吕温约十篇，李翱十多篇。他们都在有唐一代留存碑传文最多的作家之列。不难看出，凡古文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及受其影响的作家大多皆为碑传写作的高手。
王勃、杨炯都很推崇蔡邕的碑铭之作。他们都在自己的碑文中，屡屡提到蔡邕的《郭有道碑》，认为此碑言无虚美，褒奖得实，符合作碑文的最高原则。而且，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看做是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同样的，稍后的张说、孙逖等也都在其所作碑文中表达了同样的志向。
《后汉书•郭太传》记载汉末名士郭太死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蔡邕在生前已经看到了碑文写作中存在的一种致命的弊病，此后，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愈演愈烈。《宋书•裴松之传》记载裴松之对于“世立私碑，有乖事实”，“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的社会问题提出严厉批判，并进而联系到“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的事实，将矛头直指蔡邕。裴氏提到的碑文写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但他们大多不但没有责怪蔡邕，反而因为他有先见之明，并且至少提供了《郭有道碑》这一范例，所以对他深致敬意，并把他所提出的无虚美的原则作为碑文写作的极则。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翁注引阎若璩校语云：“李吉甫言，周武帝时，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诏特留。”于此不难见出蔡邕作为碑文写作最高准则的确立者所受到的尊敬。
蔡邕曾自述其学术说：“骋驰乎典籍之崇途，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释诲》）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伯喈“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不仅如此，他还工于书画，精于典章礼仪之学。真可谓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蔡邕精雅，文史彬彬。”这正是历代文人最艳羡之处，唐人尤其如此，他们对“蔡中郎之博学”（杨炯《盈川集》卷九《隰川县令李公墓志铭》）是十分心仪的。
蔡邕的博学主要表现在对于典章制度的熟悉，也就是史学方面的才能。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曾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又“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蔡邕触怒王允之后，马日因珍惜蔡氏的史才而予以救助。蔡邕死后，郑玄曾叹息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可见蔡邕的史学才能在当时是很受推许的。《汉书•司马迁传赞》云：“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王允之所以杀害蔡邕，是怕他像司马迁一样作“谤书”记录当时历史，但恰恰是他这一不自觉的比附，倒使后世有些人把蔡邕和司马迁的遭遇以及著作联系起来，因而在“实录”这一点上找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而这种“实录”原则，与儒家惩恶褒善的文章传统正相一致。
古文运动的早期倡导者李华是当时极受推许的碑志大家。他在《著作郎厅壁记》中追述了三代以来“国史”之职“褒贬惩劝，区别昏明”的教化功绩，又特别强调汉代司马迁、班固、蔡邕等史官的重大作用，进而赞美当时的著作郎崔杰“以儒雅之姿，从班、蔡之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李华说，贞观年间，“别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领带其职”。著作郎本来是执掌“碑志祭祝之文”的，但后来其实身兼“经纬斯文，昭宣有政”的国史重任。不难推想，其时碑志写作已经取得了与国史修撰并列的位置。因此，上行下效，碑文作家必然要求具备良史之才。李华所推重的蔡邕之文的“儒雅”，也即刘勰所称“精雅”，其中含有对其史学才华的赞赏。蔡邕之文以儒家经典为本，合乎《春秋》笔削之旨，因而风格雅正。
张说在《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说：“马迁世家，益孟坚之一传；刘宽表墓，并伯喈之两碑。报德教忠，俱传不朽。”在这里，张说认为蔡碑之可贵，正在于其合乎儒家文统的“报德教忠”的主体思想。他在《齐黄门侍郎卢公神道碑》中又说：
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杨，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庾，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
对西汉文学，张说不像当时一些作家以及其后的古文家那样注重政论文，而是关注贾、马、王、杨等人的辞赋。而对东汉以至隋代文学，所看重者主要是诗歌与辞赋，但也还看重颂赞和碑铭，其所论及的北朝几位作家，温子升、邢邵皆以碑志擅名，几乎不作辞赋。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这些作品不管是纯个人的“吟咏情性”，还是合乎儒家传统，立足政教的“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在内容上都是可取的，其持论可谓通达。当然，蔡邕的碑铭应该是属于“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之作，这正是他推重蔡碑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蔡邕对孝道身体力行，这或许是促使他不断写作碑铭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蔡邕为汉末通儒，曾“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后汉书•蔡邕传》）。此外，他还精于典章制度仪礼之学，著有《独断》、《月令章句》等。这种专门的研究应该更能加深他对儒家丧葬礼仪根本精神的理解，从而不仅有利于在碑铭写作中熔铸经典如己出，而且使他的碑文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自身践履并宣扬儒家道德准则的有效途径。而后世有一些作家，正是被蔡碑的这种内蕴的精神力量所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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