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4期
商业型文人与文化型商人
作者：傅承洲
作为一个商人，李渔是不成功的，商人就是要追求利润，不断扩大经营规模，让财富增值，可是李渔开书坊、组戏班，经营二十多年，晚年卖掉金陵别业回到杭州的时候，生存都成为问题，得靠朋友资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无论金陵别业属之他人，即生平著述之梨枣与所服之衣，妻妾儿女头上之簪、耳边之珥，凡值数钱一镪者，无不以之代子钱，始能挈家而出。可怜彼一时也只顾医疮，使尽难剜之肉；以致此一时也听其露肘，并无可捉之襟。”“虽有数椽之屋，修葺未终，邃尔释手。日在风雨之下，夜居盗贼之间；寐无堪宿之床，坐乏可凭之几。甚至税釜以炊，借碗而食。嗟乎伤哉！李子之穷，遂至此乎！”（《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按李渔的说法，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外，李渔的人生哲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渔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大规模，获取更大的利润，而是为了享受生活。李渔认为：“行乐之地，首数房中。”（《闲情偶寄•颐养部》）于是，他一生之中广置姬妾，有姓氏可考者，除正妻徐氏之外，在金华时纳姬曹氏，后来又有为其生子的姬妾纪氏、汪氏，游秦纳乔姬、王姬以及以二人为主组建的家班，至少应有五六人。游华山，“时有家姬四人随游”。李渔诗文中还出现过一黄姬。游越期间买婢，《粤游家报之四》云：“客中买婢，是吾之常。汝等虑我岑寂，业已嘱之于初，必不嗔之于后。”李渔身边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十几个女人。这些女人为他生了一大群孩子，夭折的不算，存活的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丫鬟、仆人，一家五十多口人。这些人吃饭、穿衣、住房，主要靠李渔挣钱养活，难怪李渔一生四处哭穷。
李渔的住处谈不上奢华，但绝对考究。李渔一生多次搬家，每到一处，都要买地修建别业。一般住处不计，规模较大的别业有三处，一处是顺治五年在家乡兰溪设计营建的伊山别业，从李渔《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作来看，伊山别业有山有水、有亭有廊，植树种花，可垂钓灌园，胜似世外桃源。移家江宁后，康熙八年芥子园落成，李渔《芥子园杂联序》云：“此予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其然岂其然乎！”芥子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不及三亩”，没法与伊山别业相比，一样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荷池月榭，还有家班演出的歌台，供五十人居住，房子也不会少。李渔晚年移家杭州，又建层园，《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记载了买山营建层园的经过：“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之春，始修颓屋数椽。”层园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吴山半山腰，面对西子湖，背靠钱塘江，李渔曾撰门联：“东坡凭几唤，西子对门居。”像这样搬家、买地、盖房、建园，就是富贵人家，也经不住这样折腾。
李渔的日常生活，吃饭穿衣，出行休闲，都很讲究。《闲情偶寄•种植部》载：“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已靠典当过节的李渔，为了一盆水仙花，又将妻妾的首饰当了。李渔在《闲情偶寄•器玩部》中讲如何在床帐之内做托板供花时写到：“予尝梦酣睡足，将觉未觉之时，忽嗅腊梅之香，咽喉齿颊尽带幽芬，似从脏腑中出，不觉身轻欲举，谓此身必不复在人间世矣。既醒，语妻孥曰：‘我辈何人，遽有此乐，得无折尽平生之福乎？’妻孥曰：‘久贱常贫，未必不由于此。’”夜晚睡眠享受花香，当然不会折福，但生活中时时处处如此讲究，恐怕是李渔“久贱常贫”的重要原因。
李渔六十多岁时，有了落叶归根的想法，《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云：“仆本浙人，虽家于金陵，为土著也。首丘之念，蓄之已久，矧祖宗墟墓在焉。自乙卯岁两儿泮游于浙，遂决策移家。”康熙十六年，李渔移家杭州。康熙十九年正月，在杭州病逝，享年七十岁。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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