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

作者：谢桃坊

　　中国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因而搜集某问题之资料不易齐备，若要求得新发现之资料尤为困难。现在使用高新科技方法检索资料固然容易，但经过大量淘汰后所得的仍很有限，且尚待核查，又有些资料却非一般检索可以得到的。我们细读原典，抄录资料时往往因理解的深入而有新的感受与心得，还会发现新的极珍贵的资料，这是当今视屏泛览所不可能代替的。傅斯年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仅要广泛地、尽可能齐备地搜集资料，还要注意对材料真伪的鉴别。胡适于《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里说：“我们对于证据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些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如果用上了错误的材料作为证据，必然会导致荒谬的判断。近世词学家夏承焘和吴则虞皆据宋人周密《志雅堂杂抄》的记述以推测宋季词人王沂孙的生卒年，但是今存《志雅堂杂抄》的各种版本俱无“王中仙”（王沂孙号中仙），而是“王中企”和“后王”。这样他们的证据存在讹错，结论自然不能成立了。所以鉴别文献的真伪除了胡适所指出的几点之外，还有文献的版本等诸多复杂的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深有感触地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我们常常不可能详备地占有材料，即使汇集了许多材料，尚需从中找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若是材料排比堆砌，这是缺乏拣择的笨拙的作法，表明研究者不善于使用它们。在材料不很齐备时，但有一些材料所记载的事实是确定无误的，亦可以成为最坚实的证据。有了它们的支撑，立说则会变为定论。从立说到定论的过程中，推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材料是客观的，其含义与价值是由研究者认识的，所以可能出现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竟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主体的推断便体现了一种学术见识和学术水平。王国维关于诸宫调的考证是一个典型而成功的例子。诸宫调是北宋民间兴起的一种讲唱文艺形式，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笔记杂书里均有一些记载，然而在宋亡以后此种文艺形式衰微，明代刊行与传抄的《董解元西厢记》，令学者们难以判断它的文体性质，似乎诸宫调作品早已失传了。1912年王国维根据《董解元西厢记》的引辞和元人凌云翰《定风波》赋《崔莺莺传》，比较元人王伯成《天宝遗事》文体，并参证《录鬼簿》关于王伯成的记述，最后推断《董解元西厢记》是今存之宋金诸宫调。此后《刘知远诸宫调》传抄回国，南宋戏文《张协状元》被发现，均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某种学术推断如果是科学的，那么从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中，是皆可以得到证实的。
　　考证方法既是一种方法论，亦是一个科学思维过程。我们进行考证时，因面临的诸种复杂的学术问题，还得采用具体的方法。这可概括为四类：（一）小学方法。中国学术自来以治儒家经典为主，为了注释经典而兴起了“小学”。它包括以《说文解字》为主的文字学，以《广韵》为主的音韵学，以《尔雅》为主的训诂学，用以考释经典文字的形、音、义。考据所涉及的文献的重要字词都须用此方法以求确切的解释。（二）文献学方法。传统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凡考据涉及文本源流、真伪、时代、异文等问题都须用此方法。（三）科学方法。这是引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验方法。顾颉刚理解的科学方法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在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四）史学方法。胡适称之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做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结果。……指出他们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在考证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时，通常绝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遵循科学思维的过程，形成一个具有个性的、合理的、内在诸多因素统一的逻辑结构，体现出细密的窄而深的研究精神。
　　我们从事古典文学的考证，这需要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以目录学为学术的指引，以便检寻到所需的文献资料，懂得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它们皆是治国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二）熟悉四部的重要典籍。中国典籍按传统的分类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成都学者刘咸炘谈到治国学的经验，主张从博入手。他说：“欲求成学，必须自读，盖国学与科学不同。……若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画疆而治。”这即是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专门学问，我们的国学则是具有综合性质的，不能分治。我们虽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若进行某些学术问题的考证便会涉及到四部书。这四部典籍显然不能遍读，但其中重要的典籍——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有巨大影响的典籍是我们治古典文学的基础。（三）中国文学史知识。这包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文学家、文学作品等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以便判断所考证的问题在文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四）专业知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部分，按时代和文体可分为若干专业的研究方向。考证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学术问题虽然属于基础研究，但又是很艰难的研究，因而只有对本专业相当熟悉，对某个作者、某种文集或某种文学现象有深入的认识时，才可能发生疑问，引起兴趣，设立假说，进行考证。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以上四方面皆具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的情形下才去进行考证，而是在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后，在工作中不断由点到面地扩充知识，逐渐进入窄而深的研究。
　　学术考证的价值在国学运动和庸俗社会学盛行的时代曾受到怀疑与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钱穆在《古史辨》第四册《序》里对来自学界对考据的攻击作了回答。他认为考据的成果是创立新说，“发前人所未发”；考据之事虽然细碎，但为通论的基础；考据虽争辨事实，但为义理的依据；考据家虽以怀疑而破坏成说，但“决其疑而信定”。最后他说：“若谓一民族对其自身历史文化之知识，尚复有闻，则关于历史文化知识之考据焉得无用。”我们可以说，凡是关于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的考据，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仅有学术的意义；它的成果分别为其他学科作为事实的依据，以推动学术的向前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学者能够自己解决这些困难的学术问题。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可以发掘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增强民族的自信；可以阐扬其中高尚纯朴的品格而陶治人们的道德情操；可以分析其中的艺术表现而让人们获得古典艺术美的享受。然而关于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却没有这些作用。例如我们通过考证可以证实孔子没有删定过《诗经》，还原《诗经》的文学真实面目；可以辨清屈原确有其人，可以知道他的生卒年，而且证实《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见到《西厢记》故事的发展及主题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弄清女词人李清照的苦难的生平事迹；可以解读李商隐《无题》诗的隐密含义；可以相信李白确是两次到过京都长安；可以考知《西游记》的作者是谁。这些考证成果是我们研究古典文学进行思想和艺术分析的事实依据。这些考证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却不是用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在此意义上，这些考证又实为国学研究的对象，其成果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刘咸炘在《治史绪论》里将“考证事实”的“史考”列为史学的首位，而关于考证与史的关系，他认为：“考证在成书之先，然不能成书，则止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这即是说，历史考证是历史著述的准备工作，而并非历史著作，不能成其为史。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的关系也是如此，即考证不是文学研究，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或准备，但它应在文学研究之先。其学术意义亦在于此。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许多狭小问题的考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期待出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证，出现更为精密细致的考证，出现特具卓识的长于考证的学者。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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