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略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
作者：谢桃坊
晚清时期，严复将英国近代哲学家穆勒•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著作译介入中国。这些哲学家属于实证主义者，他们发展了培根以来的实证精神，将观察、实验、比较、归纳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强调对客观现象的研究，而且认为科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重要的方法。严复认为由对现象的观察、实验，经过归纳而寻求规律，再于实验过程中检验，最后形成定理，这种实证方法促使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繁荣昌盛。实证方法的引入给中国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掀起了一种新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又将二十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的分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实证主义以疑问为科学研究的起点，突出探索问题的重要意义。胡适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科学方法即来源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于1928年谈治学方法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此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引入并阐发了西方近代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即史学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此派创始人为德国史学家兰克，他要求对历史事件中有效因素的考察，在精确之上求整体的理解；对细节作深刻的富有穿透力的研究，特别强调搜集材料和辨伪，以完成坚实的考据。傅斯年发展了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聚，因事实之研究而产生个别题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是科学的研究。胡适和傅斯年所提倡的科学方法都出自西方实证主义，他们注重材料的占有和细密的考据，而且他们都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戴震、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以考据见长，表述朴实，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梁启超则称之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他们治学主张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罗列同类事项进行比较；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显然国学家们在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时，西方实证主义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采取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种适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科学的考据方法。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国学研究，而国学研究实即新的考据学。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里，称“考据家或国学研究家”，“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是将二者等同的。1941年蒙思明发表《考据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深感由于国学运动的开展，学术界特重考据之风。他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这亦表明国学与考据的关系。
国学研究具有综合的性质，它的对象是中国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文献和历史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其成果是这些学科研究的基础或事实的依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例如作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作品的年代与真伪、作品系年、作家交游、文学史公案、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声韵、专门术语考释、作家遗事辨证等等狭小的问题，均属于国学研究，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内容。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只能采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或者说只能采用国学研究方法才能解决的。科学的考证方法在我们研究国学和古典文学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它在方法上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它由怀疑、问题、假设、立说、求证和推断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思维过程，亦体现为一个研究过程。
学术的创见大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当我们阅读古代作品原典，或查阅某些文学史料时，发现它们与传统的定论或当前的成说存在矛盾，于是产生了怀疑。我们读《诗经》最容易发现汉儒的《诗序》与作品内容的背离，如以为《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乐得贤女以配君子”，而朱熹竟以为“君子”是指周文王，“淑女”是指文王之后太姒。
但作品表达的却是一位男子对女子的相思之情。欧阳修词集今存两种，即《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后者有许多俚俗的艳词，它是欧阳修的作品吗？他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集？如果我们对这些疑问发生兴趣，有意去探索，便可能形成一个学术问题。钱玄同说：“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喜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由怀疑而产生问题，这是一种学术发现。此外还有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前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或是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的生命，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治学从问题入手无疑是最正确的途径。然而试图去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并非易事，这需要对它所涉及的专业有深厚的修养，并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新红学的兴起应当归功于胡适，他发现了《红楼梦》研究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们都忽略了‘作者生平’一个大问题。”正是由于胡适辛勤而广泛地搜集曹氏家族史料并作了科学的考证，才为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清除了索隐派的影响，因而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然而红学家们对许多细微末节的繁琐考证，于理解作品无关宏旨，有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试图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必须表示自己的见解，逐渐形成一种假设。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往往易于误导，以为它可以是随意的偶然的猜测。其实，假设是随着查阅有关论著、搜集资料、进行思考、探究事实间诸种联系，然后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并将这一看法去印证事实。如果发现主观意见与客观事实相违，可以再提出一种看法，或设想更多的见解，加以排比核查。这样的过程经过多次的反复，从而产生科学的假设。胡适和朱东润曾根据《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述中某些矛盾，遂大胆假设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刘安的《离骚传》对屈原的记述。郭沫若指出：“他们的假设是他们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的结论。先把新奇的结论假设出来，再来挖空心思找证据。……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所以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审慎地作出假设，如果它有巨大的创新意义，这时它才是大胆的假设。我们作出的假设，可能由于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被自我否定，最终形成一种创见，成为此课题的立说，由此可以避免以假设作结论的危险。
关于南宋词人吴文英恋情词的抒情对象，陈洵曾提出“去姬”说，即以为词中的女性是词人的遣逐的妾。此说经杨铁夫的发挥。而夏承焘却发现是两个“去姬”，一是苏州的，一是杭州的。如果我们细细寻绎梦窗词，则易见到其苏州的抒情对象不应是家主和姬妾的关系，而是词人和歌妓的关系；若再细读吴文英在杭州所作之词，则又会发现这位女性不具歌妓的特点，而是某贵家之妾。此过程中，若干假设被逐渐推翻，科学的假设得以立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的假说已有二十余种，各种假设皆以为自己的立论是正确的，但它们实际上仍是假设的性质。每种假设固然可以作为立说的依据，它是否成立则完全依赖于坚实的证据。考据学是最重视证据的。乾嘉学派的立意必凭证据，孤证不为立说，不隐匿和曲解证据，这在求证过程中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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