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满族说部的历史渊源与传承保护
作者：周惠泉 孙 黎
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为中华五千年少数民族的历史所仅见。说部这一艺术形式虽然称作“满族说部”，但并非满族所独有，乃是满族和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无比生动地再现了女真—满族的心路历程。传统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苍莽朴直的气势和本真原始的活力，为精英文化、书写文化一统天下的中国文学史带来了草根文化、口传文化令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旋风，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由于它产生于游牧文明的纵深地带，饱含着我国北方民族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珍贵元素，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气象。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涵养孕育、勃发崛起，当之无愧地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堪称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灿烂夺目的一朵奇葩。
一、满族说部的渊源与缘起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阿尔泰—通古斯语系的重要民族，其历史可谓十分悠久。三千多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战国以后，肃慎改称挹娄，以后又陆续改称勿吉、靺鞨、女真。其中粟末靺鞨于唐朝时曾经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即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一带建立渤海地方政权。而女真人则在辽、宋、金激烈复杂的冲突矛盾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厥功甚伟。满族则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在明代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步武其先民女真人的后尘挥师入关，进而一统天下，开创了我国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稳定的历史局面。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至于葱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版图疆域。由于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盛京通志》指出：满族“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延续和发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汉民族的成长壮大，与陆续融合周边民族不无关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自然会有选择地吸纳边缘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同边缘文化互动互补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尤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广阔地带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就存在一个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北南并存、相互对应的文化中心（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从而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这个和燕山山脉接壤的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先后孕育了几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化。满族说部，就是北方民族文化升华的结晶。
据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可知，满族的先民有着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例如著名的满族创世神话《天空大战》，当即来自满族先民的口传心授。特别是自女真时期以来，民间口头文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从而非常难得地为满族说部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满族及其先民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熔铸为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包括千姿百态的说部艺术。在目前已经抢救采集、记录整理的满族说部中，超过二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杰出人物或女真人的口传文学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即颇有代表性。这些作品讲述传扬的女真完颜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当主要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作品中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的鼎盛局面，而且异常珍视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满族先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雍的不懈鼓吹和积极推动，女真文化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雍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淳朴敦厚之风，一再提倡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中）。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完颜雍临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唯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唯以诚实耳。”（《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雍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完颜雍即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以追寻女真族的民族精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言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雍在内心酝酿、发酵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十一年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三月付诸实施，并驻跸将近一年之久。金世宗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翔实的记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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