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5期
书牍类文体
作者：吴承学 刘湘兰
先秦时期，制度疏阔，君臣之间往来的文书，统称为“书”。至秦汉时，国家典章制度趋于严密，君告臣的文书称为“诏令”，臣言于君则属于“奏议”，唯有同辈平行交往的文书，才依然称为“书”。如吴讷《文章辨体·书》曰：“近世臣僚上书，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刘师培《〈文章学史〉序》认为“有由下告上之词，则为奏疏；有同辈相告之词，则为书启尺牍。”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说：“书牍类，同辈相告者。”可见，书牍类文体主要指称那些平行公文或同辈之间往来的书信。
前人对此类文体有“书记”、“书说”、“书牍”等提法，其内涵略有不同。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曰：“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其涉及的文体有书、奏记、奏笺、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共二十七种之多。姚鼐将此类文体称为“书说类”。其《古文辞类纂》认为战国士大夫的当面游说论辩之辞与书信上的文辞具有相同性质，因此他将那些游说之辞也纳入此类，与“书”体并行。姚鼐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严格来说，游说文辞是一种口头表达，且带有明显论辩性质，归入“论说类”更为合理。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郝经《续后汉书·文艺》、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等文体著作都将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辞作为“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论”并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也将“说”体排除，突出具有私函性质的书信体和公牍文书，称为“书牍类”文，并将此类文章分为书、启、移、牍、简、刀笔、帖等文体。清末吴曾祺的《文体刍言》对书牍类文体的界定沿袭曾氏之例，不过他对书牍类文体分目更为细致，列有书、上书、简、札、帖、劄子、奏记、状、笺、启、亲书、移、揭等，约为十四种。今择其要者略述于下。
书
自汉代开始，书具有比较具体的文体意义，但是其内涵很丰富。扬雄《法言·对作》说：“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说明汉时作为上行公文的奏记也可称书。“书”更多是指亲朋旧友之间往复的信函，此类文体又有许多别名，如尺牍、启、简、笺、札等。
关于书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任昉《文章缘起》认为书始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郝经据《左传》记载，鲁成公七年，楚国的子重、子反杀死了申公巫臣的族人，巫臣从晋国写了一封书信给子重与子反，文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认为巫臣之书才是“书”的起源（《郝氏续后汉书》卷六六）；王之绩《铁立文起》则认为古人通书，当始于鲁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写的《与赵宣子书》。
各家观点角度有所不同：任昉《文章缘起》是从秦汉以来书信代表作的角度来举例的，而郝经和王之绩则是谈文体的起源。郑子家的《与赵宣子书》虽然已有书信体的特点，但具有更多的公函性质；而巫臣的“遗二子书”内容只涉及个人恩怨，反映了巫臣对“二子”的痛恨之情和必置之死地的决心，更符合私函的特点。另外，由于汉代公文制度的完善，公私文翰的文体性质得到进一步确认。人们对不同文体之间的差异也有较准确的认识，“书”自然也更鲜明地突出了其作为私函的性质。此时期，书作为个人感情交流，互通音讯的工具，得到了大量运用，出现了不少名篇佳制，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李陵《答苏武书》、杨恽《报孙会宗书》、马援《诫兄子严敦书》等，无不写得情文并茂。可以说，汉代是私家书信开始兴盛的时期。
作为古代最常用的交流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书是涉及社会生活面最广的一种文体。在叙寒暄，通讯问的基本功能下，一切关于社会政治、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再到个人遭际、山水风物等话题无一不可以入书。由于书具有个人化、隐秘性的特点，作者在写书信时，往往能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不拘绳墨。如刘勰所云，书可以“舒布其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文心雕龙·书记》）。而且只要尽言，书的篇幅可长可短，形式上可骈可散。“纵而纵之，数千言不见其多；敛而敛之，一二语不见其少”（孙梅《四六丛话》）。因此书往往能表现作者的真性情，反映社会的真面貌，更兼许多书信写得辞采斐然，使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史料价值。如韩愈的《答李翊书》，对后辈好学之士循循善诱，历叙自己平生为学之方，层层深入，行文酣畅淋漓。而且韩愈在信中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等著名的文学创作理论，其文学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再如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洵的《上欧阳内翰书》、苏轼的《答李端叔书》等等，无一不是中国古代文章中的佳构。总之，书信是用得最广的一种文体，代有佳篇，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时书信除实用性外，还出现了一些变体，如“拟书”。王之绩《铁立文起》对此有所论述，他说：
诸书记外，又有所谓拟书，谓拟古人而代为之。如坡公《拟孙权答曹操》是也。或遗或复，亦各不同。而王兖州又有《遗亡友宗子相书》，晁道元至为笺以与天，则尤横甚。嗟夫，文人之锋固无所不至也。往闻米襄阳以书抵蔡鲁公，至言独得一舟如许大，遂画一艇于行间，此又书中之奇之奇者。时米方流落，而韵胜如此，古人胸次不凡，于此可见。以颠目之，不知子都之姣，惜哉。王之绩认为吴讷与徐师曾对书牍体的论述虽然已经很详细，但未能尽“书”体之变。在古代诗歌之中，代言之体由来已久。但“拟书”又有所不同，其对象纯粹虚拟，可以写给古人、亡友，也可以写给天公，如早在晋代，就有刘谧之《与天公笺》，后代有苏东坡《拟孙权答曹操》、王世贞《遗亡友宗子相书》等。这类“书”其实已经是一种纯粹的用于抒情言志的文学创作了，而非实用性的信函意义。
尺牍、简
《说文》云：“牍，书版也。”《释名·释书契》云：“牍，睦也。手执之以进见，所以为恭睦也。”二书所说的牍即指“尺牍”，是古代作为书写工具的木版，当时的牍通常长一尺，因而名之。
“尺牍”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司马迁在记载缇萦救父的故事时，在传记正文提到缇萦“上书”皇帝，在传赞中则说：“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可见缇萦是用尺牍作为书写工具来上书皇帝的。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以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倨骜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此段史料对尺牍的运用、文字以及尺牍的大小都有言及。所谓“尺一牍”、“尺二寸牍”即是长一尺一寸或一尺二寸的木牍。可见，汉代尺牍作为一种书写工具，其使用范围较广，普通臣民上书皇帝可用尺牍，两国之间的外交辞令也可用尺牍。此时尺牍的概念更多是指书写工具的实物形态，文体意义不明显。
后汉时，尺牍开始作为文体名而存在。据《后汉书·齐武王演传附北海静王兴传》记载，刘睦擅长作文，当世以为楷模。在其临终之前，汉明帝还令其做“草书尺牍十首”。这里所指称的尺牍，不是指长一尺的木牍，而是指某种“文”，具有文体意义。但是刘睦写的尺牍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字，由于文献所限，不可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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