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东州东坡史话之四：“东坡五载黄州住”
作者：莫砺锋
黄州并非真正的世外桃源，东坡也不是真正的世外高士。经历了乌台诗案的东坡毕竟不是从前那个心高气傲、睥睨公卿的英迈朝士了，一百三十个日日夜夜的铁窗生涯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几年前沈括将东坡“词皆讪怼”的诗稿上呈神宗，东坡听说后还与刘恕开玩笑说：“这下不用发愁没人进呈皇上了！”如今的东坡不再有那样的豪情逸致了，他来到黄州后不敢多写诗文，故人沈辽求东坡为其诗集作序，又求为其所居的“云巢”作记，蜀中的中江（今四川中江）县令程建用来信求作亭记，东坡一概谢绝。好友滕元发来信请他写一篇《萧相楼记》，东坡回信推辞说：“记文固愿挂名，岂复以鄙拙为解。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后来成都胜相院的僧人来求他作《经藏记》，东坡屡辞不得，勉强写了，还写信给滕元发说明理由：“《经藏记》皆迦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蔡承禧损资助建的南堂落成后，东坡作《南堂五首》以志喜并寄给蔡承禧，还向他“乞不示人”。友人傅尧俞遣人来求近作，东坡亲书《赤壁赋》寄之，但叮嘱他“深藏不出”。即使是给弟子写信，东坡也担心会惹来什么意外，他曾给李之仪写了一封长信，结尾再三叮咛：“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东坡的恐惧心理并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有真实原因的。李定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东坡逃脱了死罪，哪肯善罢甘休？元丰三年（1080）十二月，朝廷使淮南转运使追查东坡在徐州任上没有及时觉察李铎、郭进等人谋反一事，已到黄州一年的东坡上奏申辩，说明了当时曾派程棐缉盗的事实，但直到次年七月才降旨免罪。其实东坡在李铎起事前早就专门上书陈述当地的治安态势，并献治盗之法，可谓未雨绸缪，但李定等人蓄意谋害东坡，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形势下，东坡岂敢掉以轻心。东坡自比“惊起却回头”的孤鸿，绝不是无病呻吟。后人往往过分夸大了东坡性格中旷达乐观的一面，甚至误认为他在黄州时也总是心情愉快。其实东坡曾在给赵晦之的信里明言：“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
然而东坡素来把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当作座右铭，他身在黄州的山巅水涯，其心却无时不在关心着朝政和国事。元丰四年（1081），西夏发生内讧，宋王朝乘机伐夏，经王珪、蔡确等人议定，分兵五路大举进攻西夏。没想到小胜之后，灵州（今宁夏青铜峡）、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两次大败接踵而至，数十万人全军覆没。东坡对这场战事非常关心，曾写信问滕元发说：“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国家虑也。”等到败讯传来，东坡悲愤交加，他不敢有所议论，便借着书写友人张舜民诗作的机会哀悼阵亡将士：“白骨似沙沙似骨，将军休上望乡台！”东坡已经没有资格向朝廷贡献意见，便用间接的方式予以表达，他曾多次为人代拟奏章，还曾写信给章惇说徐州地处南北襟要，自古就是用武之地，但是“兵卫微弱”，提醒官居参知政事的老友多予注意。泸州附近的少数民族乞弟叛乱，东坡写信给淮南转运副使李琮，详细论述讨平乞弟的方略，指出必须恩威并用，方能事半功倍，并让李琮转告朝廷。
当然，此时东坡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民间疾苦。东坡一向关注民生，他在各地做官时常常深入穷乡僻壤访贫问苦。但是身为通判或知州的东坡即使轻车简从、态度和蔼，也难以深入到百姓中间。他在徐州时曾到农村劝农，那些村姑们虽然没有躲进闺房，但她们匆匆地抹上红妆，穿着节日才穿的茜罗裙，簇拥在篱笆门口“看使君”，她们是不会对这位贵客说出心里话的。如今的东坡不同了，他已经混迹于渔樵农夫之间，正像他写给李之仪的信中所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既然喝醉的平头百姓胆敢“推骂”东坡，既然邻居的老农敢于指点东坡如何种麦，他们与他交谈时就不会有任何顾忌。于是东坡真正的深入民间，他终于能近距离地仔细观察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悲欢休戚了。
黄州有很多渔民，他们以江河为田，以鱼虾为粮，全家人都住在搭建在木排上的竹棚里，活像是一群食鱼为生的水獭，当地人称呼他们为“渔蛮子”。有一天东坡遇到一个“渔蛮子”，便饶有兴趣地与他交谈一番，结果发现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辛。由于长年生活在狭小低矮的竹棚里，渔蛮子的个子都很矮小，而且一个个弯腰驼背的。他们正是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才不避寒暑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水面上。他们最怕朝廷一旦下令对渔舟征收赋税，所以再三叮嘱东坡不要告诉朝中那些善于聚敛的大臣！
黄州还有“溺婴”的陋俗。元丰五年（1082）正月，寓居武昌的蜀人王天麟来访，偶然说起岳州、鄂州一带的百姓一般只养育二男一女，如再有生养，就在婴儿刚落地时浸在冷水里淹死，女婴惨遭溺死的尤其多。有些父母溺婴时心有不忍，便转过身去，闭着双眼用手按住浸在水里的婴儿，婴儿咿咿哑哑挣扎好一阵才断气。东坡听说后，难过得几天吃不下饭，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人间惨剧！于是他立即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运用官府的力量严厉禁止这个陋俗。后来东坡又发现原来黄州也有“溺婴”之习，便与热心肠的古耕道商议，由古耕道出头组织了民间慈善团体“育儿会”，向本地富户募捐，每户每年出钱十千，多捐不限。东坡虽然囊中羞涩，也带头认捐十千。募来的钱款用以购买粮食、布匹、棉絮等育婴用品，然后寻访那些无力抚养婴儿的穷苦人家，给予救济，以阻止溺婴。东坡认为，只要婴儿落地几天内不被溺杀，则父母的恩爱已经产生，以后即使鼓励他们杀婴，也断断不肯下手了。果然，经过育儿会的努力，黄州的溺婴之风终于得以铲除。
东坡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的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东坡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逆境，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他不但啸傲于赤壁风月，而且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人们都把东坡在黄州的行为归因于旷达的人生观，此说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东坡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东坡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滕元发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
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虽怀坎壞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正因东坡具有如此心胸，他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所以东坡在开荒种地的余暇并不一味的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著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东坡对人说他在黄州“专读佛书”，其实他也认真地研读经史。有一次黄州的州学教授朱载上前来访问，家僮进去通报了，却不见东坡出来。朱载上在外等候了好久，东坡才匆匆走出，并道歉说刚才正在做当天的功课，故此耽搁了一会。朱载上没想到名满天下的东坡竟然还要做功课，便好奇地探问其内容。东坡说是手抄《汉书》。朱载上说像东坡这样的天才，读书过目不忘，哪里还用抄书？东坡笑着摇头，说他已是第三遍抄《汉书》了。他介绍其抄书的方法是，第一遍每一段落取三字为题，第二次取两字为题，如今则取一字为题。东坡还让朱载上任意从书架上取下一册《汉书》，随意翻开一页，举出该段中的一个字，东坡便接着此字倒背如流。朱载上钦佩不已，他后来教训其子朱新仲说：“东坡尚且如此刻苦，你这种中等天资的人岂能不下苦功！”东坡向来留意经学，他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非常不满，如今摆脱了公务的烦扰，便动手撰写《论语说》、《易传》等著作。元丰五年（1082），东坡写完了《论语说》五卷，装订成册后寄给文彦博，托他保管书稿。《易传》本是苏洵未及完成的遗稿，东坡认为《易经》本是一部忧患之书，如今身在忧患之中，正好可以动手续写《易传》，但是全书要到十八年后南迁儋州时方才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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