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6期
选山水胜迹，记文化精华
作者：成 林
孙应岳，字游美，江西大庾（今大余）人。据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五记载，孙应岳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乡试举人，后在顺天（今北京）考中进士，任刑部司务。关于《金陵选胜》的编撰缘起，孙应岳在本书后附自述中有较详细的说明。孙应岳在其早年仕宦生涯中，曾经六次路过金陵，虽对金陵古城心向往之，但均未有机会停留。后领职南京国子监，才有机会居住南京。在南京的日子里，他常常车马载道，探访名迹。探访之余，还饶有兴致地搜集有关名胜的历史材料并进行分类标目。姑苏（今江苏苏州）人申绍芳知道后，极力怂恿孙应岳完成此书，并对孙应岳此书寄予了极大的期待：“六朝以降，文献如林，代有作者，述焉罔罄。若乃胜中之绝，象外之奇，烟霞久郁椟中，曾未经人拈出，将在子乎！将在子乎！”申绍芳，字青门（一字维烈），明万历丙辰（1616）进士，学贯经史，初任应天府学教授，后迁为南京国子监助教，升礼部主事，历郎中，调吏部，累官至户部右侍郎。其人勤勉笃行，在任多有政绩。考察其任职经历，他与孙应岳的相识交往，应在南京国子监任上。在申绍芳的鼓励和支持下，孙应岳正式开始了《金陵选胜》的编著，“每一就草”，申绍芳便“手自订勘”，前后共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金陵选胜》。完成后亦由申绍芳进行审核裁定并作序。应该说，此书的编定与申绍芳密切相关。这一点，作者也特意在书后自述中作了交代。为这本书作序的除了申绍芳之外，还有当时的另外一位名人陈继儒。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人，有《陈眉公集》，事迹入《明史•隐逸传》。本书由江夏人葛大同点阅。葛大同，字更生，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举人，见《湖广通志》卷三五。孙应岳的两位弟弟孙应崧、孙应崑也参与了校订。
《金陵选胜》的最大特点是“选”。孙应岳认为，以往已有多种书籍详细记载南京历史地理名胜，而《选胜》意在供人“聊当卧游，故不备悉”。因此，“选胜”可以说是本书编写的主要原则。从体例上看，《金陵选胜》共十二卷，分别是山川、城阙、苑园、台榭、泉石、桥渡、祠庙、刹宇、碑碣、品题、奇迹、逸事，十二卷后附《金陵人物略》。这实际上就是孙应岳对南京众多名胜经过选择之后而作的分类，他显然是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的。作者在书前专门撰写了十条凡例，对这个分类体例进行了说明。比如，南京是六朝繁盛之地，众多王公贵族文臣武将生前居住于此，死后埋葬于此，他们的宫阙住宅、陵寝墓地亦是这座城市的重要名胜古迹，但这十二卷中并没有陵寝墓宅一类。这一方面是因为“六朝陵阙，踪迹销磨，侯王君公，宅墓沦泯，指点迷茫，氏爵疑似”，另一方面也因为本朝陵寝以及府部省署戟第虽然保存完好，具体地点亦可确定无疑，但这些地方游人不能随意近观，所以不加记载。但是，这个理由似乎并不特别有说服力，因为其它各卷中亦有不少名胜是“踪迹销磨”，沦泯迷茫，他都一一载录，甚至只留其名，为何惟独省略六朝及当朝陵阙宅墓？只能说，这种取舍也与作者的个人喜好有关。总之，本书是以自己的眼光，选出心目中的精华。
书中第十卷为《品题》。作者从《昭明文选》、汉魏六朝诗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品汇》、《宋文鉴》、李杜全集、苏轼王安石二集等文学作品集和《景定建康志》、《金陵世纪》、《金陵梵刹志》、《金陵旧事》、《金石目考》、《金陵琐言》等志乘中，整理出了南朝至宋代有关南京名胜古迹的品题诗及其作者目录，虽然未录诗歌的具体文本内容，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南京的诗歌清单，对开展南京地方文学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将这些品题作为南京文化之“胜”而选入，也可见作者眼光的与众不同。
在同类书中，“奇迹”、“逸事”两类很少单列，孙应岳特设此两类，亦表明其“选胜”眼光的独特。《奇迹》所记为南京本地鸟兽草木、金玉土石之异，如“蒋庙灵应”、“羊无后足”、“安明寺树字”、“晋长明灯”、“二异镜”等，光怪陆离，以异取胜，颇为有趣，可谓是一卷“南京志异”。《逸事》所记内容更为庞杂，涉及政治、文化、宗教诸方面和帝王文人的轶闻雅事，如“梁武君臣赠答”、“颜谢词评”、“纪瞻社稷臣”、“二萧隽语”、“澄心堂纸”、“苏王钟山诗话”、“钟隐笔”等等，使人增广见闻，亦为南京山水增添了许多风流雅韵。正如作者所言，这些内容多出自野史，道听途说，未可轻凭，因此作者在翻检各种史料的时候，特意将这些内容挑捡出来，独立成卷，意在广见闻，助谈资。此类“异”、“逸”之事，亦是作者眼中的南京文化之“胜”。
除每篇中提到的有关史籍资料外，作者还在一些卷末专门提供相关史料目录，如《泉石》卷末附金陵诸泉共21个，《刹宇》卷末附历代寺名，《品题》卷末附前代志传目，还有十二卷后所附《金陵人物略》。这些除了能让我们了解南京名胜古迹之外，亦为我们深入研究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资料索引和指南。
在内容的记载上，本书从山川、城阙到刹宇、碑碣，所记均为南京名胜和历史遗迹。一般都是先记名胜的地理位置，再述其来历和地貌风光。但记载的内容，依然是以“选”为主，常常是根据以往史志中的相关资料，选取一些有关的人和事加以叙述。如《桥渡》、《祠庙》卷中，几乎每一篇都有故事，或是有关名胜得名由来，或是发生在名胜古迹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选取比较有趣、最能反映景胜特点的资料，描写生动，让人印象深刻。全书不拘泥于对名胜古迹历史的完整记载，如记玄武湖，作者无意完整叙述玄武湖的历史，只选取南唐冯谧与徐铉对话之事，而关于玄武湖的人文地理风貌，则选录明朝计弘道《过后湖记》的描写。作者在记载中选录较多的史志是《景定建康志》，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筛选，文字删繁就简。如卷五《泉石》中的“胭脂井”条，就大抵录自《景定建康志》卷十九，只是小有改动补充。当然，作者在删简引录中也难免出现一些差错，如卷六《桥渡》“板桥”条，根据所引《独鹤诗》的内容，覆查《文苑英华》和《艺文类聚》等书，诗题应是《登板桥咏洲间独鹤》，作者应为梁简文帝，而书中误为“晋简文帝”。同卷“朱雀航”条内容是引用《景定建康志》卷十六，而作“王敦作逆，温峤烧绝之，孙权始用杜预河桥法，浮航相仍，随水高下”，这其中有误。因为孙权在杜预前，不可能用杜预之法。查《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原文是“温峤烧绝之，权以浮航往来，至是始议用杜预河桥法”。孙应岳对原文删减时出现了误解。
同时，与其它史志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注重考辨。如瓦官寺迭经兴废盛衰，历史悠久，作者只说在《金陵梵刹志》中已有详载，不必详加考辨，并说“游览之余，目睫千古，欲晰真似，反多一重公案”，大有“欲辨已忘言”的潇洒风度。同样，在对青溪、莫愁湖等胜迹的叙述中，对其中不确定或有疑问的地方都只简要点明，不作考证，认为“亦不必深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拘泥于传统志牒那种完整的记载和严密的考证，而是着重“选胜”。由于分类较细，有些内容不免互有交叉，如《山川》卷中，钟山、摄山等名山胜迹特别多，其中提到的一些名胜又会在其它卷中出现，如一人泉在钟山，白乳泉在摄山，作者在《泉石》卷详写一人泉和白乳泉，而在《山川》卷“钟山”条、“摄山”条中点到即止。这样彼此照应，详略得当，应该也是“互见法”的运用吧。因为有这些特点，本书的叙述整体来说比较简洁概括，没有长篇的考证文字，不繁芜，不烦琐，每则短的几十字，多数二三百字左右，超过四百字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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