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家在南方的家产情况，据曹頫向康熙皇帝报告，是“江南含山县田二百余亩，芜湖县一百余亩，扬州旧房一所。”而据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的查抄报告，则是“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外有所欠曹頫银连本利三万二千余两。这些房地人口，都”荷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给了隋赫德了。至于北京方面的财产，据曹頫报告，是”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而隋赫德则说：“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故此他家在京的房子和奴仆，并未完全抄没，还颇有一些残余旧业，幸而得存。但详细情形，那就无法得知了。
　　曹家在北京的最早的一处房屋，据曹寅的诗句的自注，是在内城（那时八旗人都住内城，外城只是汉民的住处）东南角的贡院邻近。这所住宅，舍南有修柯浓荫，门外有老槐参天；因为地点是靠近城角以内，所以抬头望得见参差的城郭，宅门并且是“面寒城”而开的；宅内有小园，名曰芷园，园里有花木清阴、长渠细溜、白石苍苔，又有西堂、鹊玉轩、春帆斋、悬香阁，有桂树，有棠杜，有马缨，有垂柳……。这所宅园，当是曹世选随多尔衮入关进京以后的第一个住所，这一带本来多有明代园子，旗人们来了，就都分配占居了。
　　稍后的曹家住所，似乎在西城又增添了一处。这也是有些线索可寻的。原来康熙幼年因“避痘”的缘故，不是在宫内长大的，而是随保母人等住在紫禁城西华门外以北、西筒子河西岸、后为福佑寺的那个府邸里。康熙所赖以抚育成长的保母就是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后来康熙南巡时曾称为“吾家老人”、生前已封为“一品夫人”的那位孙氏夫人。而同时从西华门往西，直到西安门以内，这皇城西部一带地方又正是当时内务府的各部门的所在地，内务府人员当差和居住处所就密集在这里。从以上两方面讲，曹家人若仍从城内极东南角远远地跑到这“西苑”地带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家势必在这里有住处才行。再从曹寅的另一首诗的自注来看：“小园（按即自称自己家的小园）近上果园，去岁乞十五株（按指从皇帝的果园乞得十五株李树）植西窗下……。”那“上果园”，我想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指景山（当时多种果木，有“百果园”之称），一是指中海的蕉园，中多有果树。这两个可能的地方实际相去并不甚远，属于一个地带，即由景山到往西一些。曹寅诗、词集中又很有些描写这一带景物如光明殿、云机庙（今名巧机营）、蚕池……等等的篇什。再加上《楝亭诗抄》中明白写出他的家园是在“西苑”“掖垣”“左藏”（内库，指内务府广储司，在西华门内）以旁不远的地方，下值回家要出西华门。合起来看，他们家曾在这一地带有过住宅，十分明显。
　　然而，到曹雪芹时代，经过抄家籍没、种种变故之后，是否在上述地方还有住处，那就很难说了。——相反，倒是有许多传说，说明他住在另外的地点。
　　例如，有的传说曹雪芹曾住过什刹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北口的“水屋子”地方，并说这就是他的“悼红轩”所在。有的传说他曾住过外城广渠门内往北、东便门内往南的卧佛寺，艺术家齐白石还曾到此寻访遗迹，绘了一副画，并题以诗句，说：“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有的传说他曾住过西城旧刑部街，有的说他在郊西开过小酒店……。
　　上面第一个传说，和当地居民父老世代口传“东府、西府”就是曹雪芹所写的“荣宁二府”的蓝图这一说法倒可以合看，所谓东府、西府，是土著“老北京”称呼西苑北海以北、什刹前海以西、后海以南的清代和珅府（在人前为何人府第不详，在后为庆王、恭王府）与东邻蒙古罗王府的名字，大翔凤胡同，就在它后身不远，出了胡同就是后海，“水屋子”的古井正在此处。第二个传说，据张次溪先生见告，很有些老先生都如此讲，这或者是由于广渠门在清代是正白旗汉军人所该辖守的地方，寺内旧有跨院，颇具亭石花木，是个幽胜的地方，曹雪芹如因有同旗（虽然他并不是汉军）亲友在这一带住，又爱寺院的雅静，故而辗转牵引、觅居此处也有可能。第三个传说，大约和曹雪芹曾在右翼宗学担任职务有关，右翼宗学本在西域石虎胡同，而旧刑部街距离很近（二者分处于西单北大街以东、以西两面），他为了方便，在此寓居，或由宗学分配或代觅宿处，也都有可能。
　　这些传说,当然一时无法确定其可靠性究竟怎样,但无论如何,它们却反映出一个现象:曹雪芹在被迫离开自已的家园以后,有一个时期先是流落于城内外各处,为了生活,不安厥居,屡经播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老人传说:曹雪芹在极穷困时曾住过某王府的马厩。这现象，是大略符合曹雪芹当时的生活条件情况的。
　　这段时期的播迁流浪，从曹雪芹的生活变化来看，是窘困艰苦的，可是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阅历。他们这种“奴才家世”的几世几代，这历尽了种种的辛酸屈辱，饱谙了满洲统治集团的种种丑态内幕，眼见了无数的可笑可骂、可歌可泣的事故，本来已是牢骚满腹、感慨无穷的，但是只有到曹雪芹这一代这一时期，才有机会真正和统治集团圈外的世界接触，这样就使他视野阔大，头脑清新，把狭隘的牢骚感慨逐渐转变成为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他的叛逆性格和思想在这一生活阶段所获得的发展和成长，对他的《红楼梦》的创作是无比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