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虽然后来落拓人间，为世俗所不容，和封建社会发生了矛盾冲突，但是他生平碰到的各种压力和打击，很自然地还是从家庭方面而开始的，他的叛逆的性格和思想、行为，必然先就和封建大家庭的"堤防"相遭遇。只要他不愿向这一道堤防低头降伏，那就一定得和它作斗争，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家长正面交锋陷阵。 看来，青年的曹雪芹是这样做了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成为后来的曹雪芹那样的人物和作家。而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的推论，也还不无记载线索可寻，足供参证。 本来，像曹雪芹这样的人，一则既不是为当时封建士大夫所喜欢的，二则他本人又不是什么名流显宦，自然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三则他家是曾因政治事件抄过家的，当时也很少愿意甘冒忌讳而提及他们这种人物和事情的，所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其有关传闻，即在当世也不会是很丰富的（这也就是涉及他的文献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因）。虽然如此，那时候还是有些人知道"曹雪芹"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物的一些影子--尽管那影子是十分地朦胧模糊。乾、嘉时期的文人，还是颇出我们意外地有几位居然记载下了点滴的有关曹雪芹的情况。 像名诗人袁枚（1716-1797），就不止一次提到曹雪芹，并且知道他是曹楝亭（寅）的后人，--不过他误认为雪芹是楝亭之子，差了辈数，又说"相隔已百年矣！"，而其实他正是雪芹的同时人，他说那话时是"丁未"（乾隆五十二年，1787）或略后，距雪芹去世才二十几年而已：这就是我所谓"朦胧模糊"的例子。然而稍后的梁恭辰、毛庆臻等人，也都知道曹雪芹是"老贡生""汉军举人"，无有后嗣，身后萧条，等等情况。这大致还是和事实符合的。由此可见那时还是有一些有关他的"口碑"在辗转传述。 长洲宋翔凤（1776-1860），字于庭，是乾嘉时期的一位著名的常州派经学家，由他这里也传出一件颇为重要的"口碑"来。他说： 曹雪芹《红楼梦》，高庙（乾隆）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云。（注：《能静居笔记》，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按此笔记，徐珂所著《雪窗闲笔》还曾见及，引作赵惠夫《能静居随笔》。赵烈文，字惠甫（旧时表字，甫、父、夫三字常互用），其母方荫华，有《双清阁诗》。） 这个传说乍一听来好像是有些离奇附会似的。可是它实在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献，问题是我们怎样去看待它、阐释它。 宋翔凤是怎样一位人物呢？龚自珍非常爱重他，说他"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说他"朴学奇材张（zhàng）一军"；他虽是经学文儒，但又吟咏风流，时有奇气；"少跳荡，不乐举子业，嗜读古书；不得，则窃衣物以易。祖父夏楚（笞打）之，不能禁也。"其性格正和曹雪芹有相近之处。这种人的话，是颇堪注意的（注：宋翔凤这一传说的来历，当和庄存与或张惠言、恽敬二人有关。庄存与和孙灏（字虚川，前曾作右翼宗学稽查官，是敦诚的师辈。曹雪芹和敦诚为至友，曾同在宗学，所以也该认识他）曾同入直上书房，教授皇子，可能间接知道或认识曹雪芹，张，恽二人在雪芹死后和敦诚有交游痕迹，见《四松堂集》。庄存与之侄为庄述祖，宋翔凤即是述祖的外甥。张惠言、恽敬也和庄、宋交情密切，非师即友。而且，张惠言做过景山官学的教习，恽敬则做过咸安宫官学的教习，这两个官学都是专门教育内府包衣旗家子弟的学校，其间当然有知道曹家事情的，甚至有曹家的亲友。所以宋翔凤的话必由庄、张、恽等处而来，应当可靠。 又上举诸人，皆常州派经师文家中的重要人物，常州派是清代思想界中的重要潮流，而他们都如此重视《红楼梦》与其作者（参看第二十七节恽敬以四色笔细批《红楼梦》事），亦可注意研究。此点尚未有抉出者，附记于此。）。至于他把雪芹说成是楝亭之子，和袁枚的误说完全一样，可不必深论；《红楼梦》大概后来真个到过乾隆的眼里，这事还可能和这小说的迷失八十回以后的重要部分很有关系，不过这一点我们也须留待下文再讲。此刻值得注意讨论的，却是这个传说的后半。 所谓"素放浪"，正就是指曹雪芹的那种叛逆性格和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行为。曹雪芹的一位朋友张宜泉，在其所著《春柳堂诗稿》中说雪芹是"其人素性放达"，完全证实了宋翔凤的传述十分正确，因为张说"放达"、宋说"放浪"，正是同义语，只不过口气在婉蓄和径直、赞赏和评论之间，微有差异罢了。所谓"至衣食不给"，其为可信更不待言，因为关于这一点的参证就更多了，我们此处无须一一列举。 由此足见宋翔凤的话颇有其真实可靠性，大可注意。但是重要点尚不在此。 宋翔凤的话，对我们说明了两点更值得注意的要义。第一，曹雪芹的"衣食不给"，生活贫窘，并不全然是家庭遇到巨变的后果，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如果"规规矩矩"，投靠统治集团，老实地为他们服务，衣食之给是丝毫不成问题的小事情。其所以竟至于"不给"，乃是他一意"放浪"的结局。第二，因为他一意"放浪"，竟至衣食不给，这终究还是小焉者；而如果任其继续"放浪"下去，那就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在等待着他（可能累及家庭宗族），--因此，代表封建力量的大家庭家长遂站出来干涉了。 "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还有两点可以略加解释：第一，钥空室中的这种办法，我们今天听起来有些惊讶了，但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皇帝"管教"那些"不安分"、喜欢"生事"的本家宗室，就爱使用这种恶毒的惩罚，严重的"高墙圈禁"（特种监狱），轻一些的在家单室圈禁，再其次的还有所谓"不许出门"：都是严格限制行动自由、同时是隔离式的精神折磨，手段极为残酷。满洲式的家庭对"不肖"子弟也使用这一作法，是毫不足异的事情。第二，这一作法当然也不是随时随地、"家常便饭"式地轻易使用的，凡到了必须使出这一"绝着"的境地，那就说明别的办法都已想尽了，也就说明那种矛盾冲突已然达到了十分尖锐激烈的地步了。
　　至于"三年"，时间上是否这样整齐，那当然可以容有怀疑的余地；如果这只是表示曾经这样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意思，那也就罢了。重要的是，传说者还把《红楼梦》的创作和这段时期的被圈禁联系在一起。 《红楼梦》这部大书，是否就是在"三年"的期间之内写作完成的，那自然更难说一定。不过我们知道，这部书曾经"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且在早确还有过像《风月宝鉴》这类的"雏型"初稿，则可见曹雪芹开始兴起创作这部小说的念头，是很早的事情。他在青年时代"放浪"被钥的期间内而决定着手于这一事业，藉以消遣时光，抒发抑郁，完全合乎情理实际。 其实，这就是他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形式。
　　所以宋翔凤的传述，虽然过去一直未有人加以重视和研究，我们却不应该再掉轻心，轻加鄙弃。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对曹雪芹的成长阶段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创作动机、反抗精神，都增加了理解。这实在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 如果上面的解释和推断去事实不致太远，那么我们也就同时可以了解，为什么曹雪芹设计写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巨著，却要立意从一个封建大家庭（包括几门命运相联的亲戚）的兴衰史下手，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出现像贾宝玉那样一种具有叛逆性格、和封建主义发生冲突、向它进行反抗的主角人物的艺术形象了。
　　（注：这自然是就曹雪芹这个十八世纪古代作家而言的，也就是就其心理活动、创作动机而言的。若就作品而言，就作品的客观展示而言，当然这两者就既有联系而又颇有区别。从后者来说，当然不只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一个叛逆子弟的问题，其艺术反映所包者自然要广阔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