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遭际、思想感情，是敦、曹友谊的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敦敏、敦诚和曹雪芹结识之初，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却是雪芹的才华风度。
　　曹雪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不简单。虽然我们所获得的有关他的记载极为贫乏粗糙，而从这一点点也能觇其大概，也足资想象：这个人是有趣极了。
　　有机会和他接近的人，最容易发现的是，他善谈，会讲“故事”。只要他高兴起来，愿意给你说，那他可以说上一天，说者不知倦，也更能使聆者忘倦。裕瑞《枣窗闲笔》记载过：“其人（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而且，他的能谈是有特色的。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嬉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睨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的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谈，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为之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的自具心眼，不同留俗，别有识见，如鲠在喉，凡是他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绝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才无碍，口似悬河，对垒者无不高竖降旛，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嫉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入眼的人物事情，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讽热嘲，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
　　有了这几个特色，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曹雪芹的谈话是如何地妙语如环，奇趣横生，是如何地精彩百出。无怪年纪还很轻的敦诚，一会到他，立刻就为他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吸引住了，立刻就爱上了这个人物性格。
　　相处得久了些，慢慢地发现，曹雪芹的可爱绝不止这些，他“嘴”上的妙处固然过人，“肚子”里的妙处更是不一而足，同时“手”头也有绝活。越是和他相处，越是发现这个人的更多的了不起。因此敦氏兄弟很快地便在学里各种人等中间发现了这位非凡的当差者，而且他成为他们哥儿两个“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好朋友。
　　这时候宗学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从乾隆十一年以来，宗学学生额数定为六十人，按规定应有汉教习六人。教习中有一位黄克显先生，是敦诚这一“班”的老师。黄克显，字去非（说来也巧，黄先生的号竟和敦诚的字全然相同：敬亭），他是江西·瑞州·上高（今县名同）人，由拔贡考取教习，入宗学；敦诚从十一岁（乾隆九年）进宗学读书，就是跟着黄先生的。黄先生是宋朝大诗人黄山谷的后裔，是一位爱好文学、喜欢作诗而不满意于流俗文字的人，他后来做了四川·岳池县知县，重视教育，建立义学，曾作碑记，说：“少陵（杜甫）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洵不诬也。今岳邑士子家无藏书，人鲜力学，所读者多系庸熟文字，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一幸获司衡之节取，遂奉为博取青衿秘诀，无惑乎英资汩没而文体日就卑靡也！”他勉励人“日渐月摩，力扫旧习而更张之”，主张“沉潜乎六艺，含英咀华”。（他的县政也很好，爱民伸理，当地人立禄位牌，入二贤祠，以纪念他。）敦诚弟兄的叔父恒仁，本来就是八旗中的一位名诗人，自幼就教过敏、诚二人；如今他们在学里又遇上了黄老师，这对他们的诗文成就，就有很大的影响。
　　还有，稽查宗学的孙灏（字载黄，号虚船，一作虚川，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后来曾入值上书房，作皇子师傅，和他的同年进士陈兆仑一样），也是个诗人。我们单看《湖海诗传》卷四里保存下来的他那首《扑满行》，完全是对当时黔货贪财的官场恶风进行嘲骂，以及后来屡以直言讽谏皇戚的仗势凌人、皇帝的巡游无度，因而惹恼了乾隆，在乾隆二十三年竟大遭申斥，说他的奏疏与“本朝家法及我满洲风俗人心”抵触，“其心为何如心乎？”因而落职降调，则可见其为人一斑。敦诚作怀人诗，对他表示了很深的感情。这样的师长，对敦氏弟兄就一定也有所影响，而且也应该都和曹雪芹认识。
　　再看这时的宗学里的学风是如何呢？乾隆十年，稽查右翼宗学右通政熊学鹏曾因学内稽查皆系汉官，于满文翻译功课都不通晓（可见那种课程的具文敷衍），建议再派满洲文臣一人协理，获得实行；虽然如此，那些学生们却是如敦诚所写：“同学尽同姓，五陵马与裘；文章溯唐汉，诗赋追曹刘；或为李昌谷（李贺），锦囊才无侔；或为李供奉（李白），奏赋侍冕旒：谁谓吾宗内，曾不古人优？”可见一般风气仍是极重汉文学。至于敦诚自己，则是：“嗟余愧后学，操觚耽吟讴；雕虫矜小技，抚卷恣冥搜。”把课馀的全力都放在学习作诗上面了。
　　这样爱诗的敦诚，当一旦发现曹雪芹又有着惊人的诗才的时候，他的惊喜佩服，不难想见！这就无怪他们的友情越来越密切亲近。于是乎，敦诚在课余无事之时，就爱和雪芹交谈。
　　上面说过，宗学本是一座极古老的大宅院。不但如此，旧日相传它还是北京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和雪芹、敦诚他们正同时的纪晓岚曾描写过这所房子，说：“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文达之前为右翼宗学，宗学之前为吴额驸府，吴额驸之前为前明大学士周延儒第：阅年既久，又窱■闳深，故不免时有变怪，然不为害也。厅事西、小房两楹，曰‘好春轩’，为文达燕见宾客地；北壁一门，又横通小屋两楹，僮仆夜宿其中，睡后多为魅舁出，不知是鬼是狐，故无敢下榻其中者。”这种迷信的说法，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但是他写下了当日那院子的情况和气氛，却可以供我们想像。——这所老宅院，到今天还有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枣树，没有二百年的年龄绝长不到这么巨大，这棵老树应该是“见过”曹雪芹的。宅内也有过一区花木山石，早已拆掉了。
　　就是在这样一所大宅院里，敦氏弟兄度过了他们的求学的日子，曹雪芹度过了他当差的岁月。当差做事的曹雪芹，是要住在学里照料的，而当时学生们也按规矩要住宿学中，每隔若干日才许回家看望一次：因此，他们每逢日里课毕，教师退憩，晚间多暇，便聚在一起，剪烛快谈。我们可以想见，尤其当每年金风乍起，暑气日消，夕事渐长，秋灯有味，他们的夜话是多么大的享受！——这恐怕也就是少年敦诚的学校生活中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他在若干年后，还总忘不了这种真正的乐趣，见于吟咏，印象永难磨灭。
　　按“理”说，曹雪芹是包衣、是职事人，而敦氏是宗室、是学员，所以雪芹见了他们应该恭敬侍立、谨慎答应的（注：可参看《清朝野史大观》卷二引某书：“凡各项包衣并小五处旗人，或奴籍，或重台，例不得与宗室、觉罗抗礼；若必不得已，必先半跪请曰：‘求赏一坐。’然后坐，方合于礼。”）——当时旗人最讲究的是场面礼数。但他们由于气味相投，道义为交，文章知重，只有互相倾倒的份儿，诚、敏弟兄也是颇为豪爽热烈的青年人，思想也比较自由清新，因此彼此便脱略故常，不拘俗礼；雪芹又是放达磊落，最恨世故的人，也便不和他们客气；加以夜话必然不免弄些小食，佐以杯勺，用助谈兴，那雪芹只要被了酒，狂情愈显，谈锋越健——这就是因何敦诚后来写出“接■倒著容君傲”的实情。诗人的语言常常别有妙趣：他们的所谓“容”，其实正是乐之的意义，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得尽情充分地享受到了雪芹的那种迷人的奇谈娓娓和高谈雄辩。
　　敦诚他们的耳福是太大了。可惜他不曾给我们作下纪录，以致咳唾珠玉，随风散尽！雪芹到底怎样谈，谈什么？我们竟丝毫无从揣其影响。
　　敦诚后来写过一篇《闲慵子传》用以自况，其中有云：“常经旬不出；……或良友以酒食相招，既乐与其人谈，又朵颐其餔啜，亦出；出必醉，醉必纵谈。然谈不及岩廊，不为月旦，亦不说鬼。”这是他立的“谈约”三章：一不谈朝廷政治，二不谈人物短长，——这里我们嗅出那专制时代的“莫谈国事”“金人三缄其口”的恐怖气味，容易理解。倒是最后一章有点令人意外。“强人说鬼”，是苏东坡的故事，向来以为才人佳话，解释者以为东坡爱听人讲故事，可以增强文学上的想象力。可是敦诚却特别提出来“亦不说鬼”，有意翻案。这是何故呢？——难道是他因在“凶宅”里上过学而被吓怕了吗？
　　我们当然知道，这和“凶宅”“狐魅”等等全然风马牛。他所说的鬼，仍旧不过是借鬼指人，指那些“如鬼如蜮”的阴森险恶和卑鄙龌龊的人罢了。对这种人，他们不屑去谈，因为早已把这些鬼蜮置于不齿之列了。
　　看来，他们的话题是有范围、有分寸的，并不是胡谈乱道。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文人好弄狡狯，说话写文，往往是半真半假，有反有正。凡是他们特别指明所不愿去谈论的，实际往往也就是他们所特别关注的。岩廊、月旦、鬼蜮，虽然不是他们的话题的表面，却是他们心目中的讥评的对象。晋代高贤，放浪形骸，以酒为命，佯狂自全，口不臧否人物，——这是敦氏弟兄和曹雪芹同所景慕仰止的，他们几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和嵇、阮一辈古人走着一模一样的路子，思想、行径、气味、作风，无不相似；但是晋贤“口不臧否人物”的实质，也正是深度的愤世嫉俗，是和他们对当时政治、社会的叛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他们的“谈约”并不能完全约束他们的具体行动，敦氏兄弟在诗文中的表现可以证明这点，而曹雪芹（他的诗文不幸无从得见了！）却是在他的故事、小说里面进行了他的更深刻的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