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这三个字，自从乾隆四十年前后开始较为普遍地为人所知起，直到今天，是作为极受欢迎的一位小说家的名字而流传众口的；可是在曹雪芹生时，情形不如此。还并不是说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小说天才完全不能赏识，——除非是他的小说写得还不够十足地好、或是朋友们的鉴赏能力还不如一般人高。显然两种假定都不合乎事实。那么究竟原因安在呢？
　　这有三点可说。第一，在当时，小说这种文学还远远没有取得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在今天所享有的地位，大家不过是把它当作为“闲书”，最多也只是看了欣赏，思想上绝不以为它是可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朋友们爱重曹雪芹，不会把他这一方面的才能摆在第一位。第二，曹雪芹的小说，寓意甚深，牵涉颇广，由于当时的种种政治、社会的原因，大家不敢明白地提起它。和曹雪芹约略同时的人，如宗室弘旿，就曾表示：“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就是个绝好的例子，因此，像近人历史家所指出的：“康熙三十五年严禁小说，书估不敢私刻贩卖；明季以来盛行之风自此顿衰。又四五是十年，始有《红楼梦》之作，然只抄阅而已，作者阅者俱有避忌。”这是一点不错的。敦诚等诗中实在不无暗指《红楼梦》的地方，但是始终未曾有一字的正面明文，其原因也在于此。第三，雪芹多才多艺，除了作小说，他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学才能，更值得朋友们重视和赞叹。
　　换言之，曹雪芹在敦氏弟兄等人心目中，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别的文学艺术家。
　　这点是有证明的。敦敏在曹雪芹生时的诗句说他：“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在他死后的诗句说他：“逝水不留诗客杳，登临空忆酒徒非”。明以诗人待雪芹。敦诚就更强调了，他后来回忆和雪芹在宗学相会相交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君诗笔有奇气”；雪芹卒后，敦诚有一次和人联句，追怀所有的亡友，一一加以列举，在说明“诸君皆可述，我辈漫相评；宴集思畴昔，联吟忆晦明”之后，其第一位列举的就是“诗追李昌谷”的“曹芹圃”（按即雪芹）；又有一次谈到他自己写作过一折《琵琶行》传奇剧本，说明“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之后，那首先列举为例的又就是曹雪芹的诗句——我说的还不够正确：其实是，在“数十家”题者之中，只举了雪芹的这个独特的例子。由此可见，雪芹这位诗人在敦诚评价中，是占着何等的地位了！
　　为什么敦诚这样推许曹雪芹的诗呢？第一因为敦诚本人是诗人，懂得诗，所以能赏识曹雪芹的诗；第二因为曹雪芹的诗实在好，比敦诚自己的诗要高得多，所以不容敦诚不欢喜赞叹，佩服倾倒。
　　八旗满洲，入关不算太久，就出现了有相当造诣的诗人；经过雍正朝到乾隆朝，情形是愈了愈盛了。乾隆时期的诗坛上，通常以袁枚和沈德潜等为代表。这二人，一个是小有才而最喜标榜声气、追求声色的一位时时失之于儇佻而又不能尽免于庸俗的红尘热客，是被人讥为“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假名士；一个是倚傍乾隆皇帝，想出大名，而终于得罪了皇帝、大受侮辱的御用文人，若比真正的诗人，还大有距离。余者虽众，但常为人称道的却是翰苑气、学者气、名士气、才子气很浓重的诗家占了很大比例，够得上称为真正的诗人的也并不是很多。论真诗人，——人品高、诗品高的诗人，却是在八旗满洲当中涌现了。这原因，当然并非如王国维所说只是“以自然之眼观物”的结果；而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异常残酷，一部分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中间较为激昂坦率的，就抱定“螈蝾吐云为龙乘，菱花背日笑葵倾”的认识，明白表示不向统治者投靠，不再为他服务；较为含蓄柔韧的，就口不言世事，专门以山川泉石、诗酒书画为性命、为事业，成为名副其实的高隐和逸士。总之，他们这些人，在封建社会所能产生的诗人中，人的流品和诗的流品都比袁、沈一班人要高出十倍。
　　上面提过，敦敏、敦诚的叔父恒仁，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弟兄都曾从学于恒仁，所以诗是有家学承受的。以他们兄弟二人而论，性格不尽相同，所以诗风也随之有异。敦敏为人似乎较为蕴藉沉潜，他的诗格是走唐人的路子，侧重神味，多简疏淡远之致。敦诚则热烈豪迈，近于开朗高明的类型，他的诗格是走宋人的路子，特别是受东坡的影响较大，才情要比敦敏为稍富，工力也很深厚。至于他的局限，则是生活圈子不够阔大，因而作品的内容不够丰富，诗才到底仍感窘束，缺少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器局。
　　正因如此，敦诚才特别赏爱、佩服曹雪芹的诗。一则雪芹的性格和他更相近，诗路也是以宋为主，所以惺惺惜惺惺。二则雪芹诗才器局，比他大得多：己之所短、人之所长，相形之下，所以愈加钦佩。
　　曹雪芹的诗，也是有家学承受的。他祖父曹寅是康熙时期的一位大文学家，诗、词、曲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那时候诗坛上人才辈出，百卉争妍，曹寅以一个八旗少年，利用他的特殊条件，广泛结识了当代的名辈诗家，饱闻绪论，尽情唱和，加以天分很高，又肯专精学习，所以能有成就，置之于偌多名诗人当中，不但毫不逊色，而且颇有出色过人之处，至为许多前辈们所惊叹。朱彝尊序他的诗集就说：“楝亭先生吟稿，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盖欲抉破藩篱，直窺古人窔奥；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曹寅在清初诗坛上的地位和成就，应该说，实在出于纳兰成德之于词坛者以上（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纳兰的虚名一直是溢乎其实，而对曹寅的诗歌却尚未有相当的评价）。
　　曹雪芹对于这样一位祖父，当然是怀着爱慕和景仰的心情的。他虽然没有赶上他爷爷的晚年，但那部丰富多彩的楝亭遗集他却下工夫读过：有种种迹象证明，曹雪芹对他祖父的诗篇十分熟悉。这样，不论是他主动自觉地要向祖父的诗来学习，还是时常披读而熏陶浸染，他之作诗为颇受祖父诗格的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曹寅的诗虽然各体风格不同、而又善于汲取六朝、唐、宋诸大家的长处，但其特别喜欢宋诗并接受其巨大影响则十分明显，——这就间接说明了曹雪芹的诗格也势必趋近宋人，势必具备熔铸矜奇的特色。
　　当然，这只是曹雪芹诗格所以形成的一个因素。由于环境条件、生活经历、性格才情之不可能尽同于祖父，曹雪芹自然又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
　　对于这一层，我们也不妨试行窥测一下。
　　第一是他的诗绝不轻作。他的朋友张宜泉说他：“君诗曾未等闲吟”，可以为证。这并不等于说他不爱多写、篇什很少的意思，而是说凡无所为的诗，他是不肯作的。诗必有为而作，有严肃的目的，有不获已的感情，有有意义的内容，他才命笔成篇。可知他的诗里面绝少滥调陈言，更不用说无病呻吟，无聊酬应等等了。
　　第二是，他的诗，格意新奇，特有奇气。这是敦诚告诉我们的关于格意新奇，敦诚曾举雪芹为他题咏《琵琶行》传奇而写出了“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平声）蛮素鬼排场！”的句子，敦诚特为赏识，称之为“新奇可诵”。关于奇气，是他回忆和雪芹在宗学聚首时而说的：“爱君诗笔有奇气”。我们体会，这“奇气”和“新奇”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奇”只指诗格句意，而“奇气”就所指者更大、所包者益广了。
　　可以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悯念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而“商人重利轻离别……去来江口守空船”的长安名妓的身世命运，进而联系到自身的贬官九江司马的遭遇，写出了“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曾经引起了无数的旧社会里的诗人的共鸣同感（那原诗当然有它的时代意义和价值）。清代诗人敦诚所以取此题材、演为传奇脚本，无疑也是有感于自己的沦落不自得，因而借题发挥。那些题跋者，虽然“不下数十家”，篇章甚富，大约主旨不出一个：也还是叹老嗟卑、自伤不遇而已。——然而严格说来，这也不能尽脱于陈言滥调一类。如果一落入这个思路笔路，那就很难有什么“新奇”（即创造）可言了。而曹雪芹则不然。
　　曹雪芹的那首诗的全文，说些什么，因为敦诚悭啬，不肯整篇具引，以致我们无从想象（就这一点说，我们简直是非常埋怨敦诚的！）；但有一点是分明的，曹雪芹并没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大发一顿牢骚，“感”上一番“士不遇”，相反，他把主题归结到完全出人意想之外的一层意思上去了：仅仅这一点，就是曹雪芹的了不起的地方。
　　他说：白香山这位大诗人，躯壳虽亡，精灵长在，仍旧活在“地下”，听见敦诚把他得意的诗篇编写为剧曲，十分高兴，必然就教他那两位擅长歌舞的侍女小蛮、樊素二人赶紧照本搬演起来，——那种快乐就像任何一个作家亲眼看到自己写的故事被搬上舞台（在今天还有银幕）、人物都如自己所设计地那样活动起来一样！请看，这是多么美妙的想象！
　　最妙不过的是他想象之中不但诗人白香山还活着，而且连他的生前的侍女也还活着，而且他们还像生前一样地生活在一起，还照样享受他们那种诗人和艺术家的共同歌舞风流的“韵事”。这实在是奇想妙想。那些一味叹老悲穷的诗人的想象和思路，如何能到？曹雪芹的新奇的诗格，在这一点上也充分显示出来。
　　这种想法，这样写法，自辟蹊径、绝不落人窠臼，一点陈旧、迂腐的气味也嗅不着。这位诗人的才性的潇洒跌宕、风流倜傥，令人闭目如见。同时，《琵琶行》既以长安名妓沦落落天涯为主题，曹雪芹就在题咏中仍以蛮、素二人为结穴，着落到此，气类相从，一丝不走，这又和他在小说里明文赞美“奇优名倡”的思想感情是一脉相通的。
　　再看这种诗的风骨格调，也正可以用“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来移赠；十四个字，响亮深沉，可说渊渊有金石声，不同于浮声泛响，也不同于小才侧艳，以妖冶蛊惑为能。也实在是“抉破藩篱”，“当其称意，不顾时人之大怪也”。
　　这种诗，敦诚评为“新奇”，可谓承当得起，因为它不是装腔作态、哗众取宠的那种故意的求新求奇。
　　最后，敦诚还提出过一点，那就是曹雪芹的“诗胆”，而敦诚独称曹雪芹：“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雪芹的诗胆如铁一样刚硬，而且如刀一样锋利，——这种比喻也好像是第一次才听到的。
　　这一点更是无比重要。正是，在那时代要认真写自己要写的诗句，确实是需要胆量的。当时写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和“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咏紫牡丹）等句子的人，都得了奇祸，尽人皆知；人已死了、诗句后来被发现有“毛病”的，还要“剖棺戮尸”，那活着的要想写诗，须冒多么大的危险——得有多么大的“诗胆”？这简直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能想象的！敦诚独以“诗胆”二字许雪芹，可见那里面的事故就多了。
　　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敦诚所谓雪芹诗的“奇气”，乃是和“诗胆”相关联的东西，那意义比仅仅意格新奇又要深广得多。曹雪芹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固然我在上文也颇致叹赏，但那不过是要借此来说明意格新奇一点而已，我并非是就把这样的句子当作他的最高最好的诗篇来估价的。然敦诚为什么独引这十四个字而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诗胆如铁的奇句反而一字不及呢？这可见，他对这种诗比对他所修改过的敦敏咏柳诗的那种作品有了更大的顾虑，所以不敢随意引录。
　　只因此故，除了那两句十四字而外，曹雪芹的高贵诗篇竟然别无一字流传下来。——勉强举例，还有张宜泉替我们保存了雪芹的一个诗题：《西郊信步憩废寺》，和那首诗的几个韵脚：“吟”“深”“阴”“寻”“林”而已。此外的，都“荡为寒烟冷雾”了！
　　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篇什的散亡，和《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的遗稿迷失或毁坏，同为我们文学史上的极其巨大的损失和恨事。这种无可不拟的损失和憾恨，大概是永远也无法弥补和消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