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盛名之下，真假莫辨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界的元老，盛名之下，别说一般读者对他盲从，就是一些专家学者也随其后人云亦云。最典型的是八十年代《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改编，由于受周汝昌“崇曹贬高”偏见的影响，其权威地位“造成不能按后四十回改编的恶果”。“探春远嫁”改编时落入“昭君出塞”的俗套；凤姐结局改编成瘐死狱中，还用席子卷上在雪地里“拖尸”；让湘云作了“官妓”……这所有的改编都是依照脂评本和脂砚斋的提示进行的，甚至把秦可卿与公公“爬灰”，“遗簪”、“更衣”都用正面画面补出，改变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流传两个世纪的客观事实和欣赏习惯，有损《红楼梦》的完整性。抛开《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以脂评本八十回和脂砚斋对后四十回的提示去改编一部投资如此之大的电视连续剧，可见周汝昌先生“权威”影响之大。
　　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初发表了《〈红楼梦〉“全壁”的背后》一篇长文，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十月，和珅担任《四库全书》总裁后，出重金请文士，为他续补《红楼梦》。当一些人对这个结论摇头的时候，已被历史学者所引用，成为史传的证据。如《和珅评传》：
　　据红学家们考证，《红楼梦》的流传是差不多与《四库全书》成书同时开始的。《红楼梦》成书后，被作为是一部对当朝有不利“碍语”的秘本书。当时只有少数书贩为了牟取暴利而冒险传抄出售。但是到了乾隆五十四五年之后，不仅各种抄本的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并行，广泛流传于民间，甚至一百二十回的刻印本也已传布在市井之间，特别是在江浙地区，更广为流传，几至家喻户晓，人人争阅。为什么乾隆帝大搞禁毁碍书的高潮时期，《红楼梦》却得以公开流行呢？据周汝昌先生研究，是和珅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四、刘心武的考证和探佚其实更有诱惑力
　　刘心武先生从周汝昌那里接受的学术观点自不必多说了，但和周汝昌考证和探佚相比，有哪些新的发展和新的特征，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刘心武把自己的研究归纳为“秦学”，并从理论上划分出四个层次，最后落脚点还是探寻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恢复《红楼梦》原来的面貌。这与周汝昌先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半个世纪前，周汝昌先生与其兄周祜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石头记会真》的对勘工作，疏理考证、筛洗粗陋，终于出版了这部浩繁的书籍，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文本意。但刘心武先生不同于周汝昌先生的是，他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真正使探佚走向了文学化、故事化
　　刘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红学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文学化、故事化。探佚并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对《红楼梦》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作一些索隐和考证，而是有更高的追求。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从事探佚学研究的梁归智的解说：“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
　　红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进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殿堂，不能与曹雪芹的心灵作深层的对谈，也就是不‘解其中味’。”
　　梁归智先生所说的“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刘心武先生那里不但不缺少，反而是优长。刘心武自己也这样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有我的优势，我会写小说，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说形式发表。”刘心武就是根据脂砚斋残言断语的简单而又模糊的提示或点拨，生发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编”。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学的人更能赢得普通读者或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第二，刘心武的解说通俗化
　　目前有关红学的著作没有比刘心武的解说更通俗的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话语通俗方传远。周汝昌的文章有“掉书袋”之嫌，本来能够说明白的话，有时还要添上一两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眼，如强调荣禧堂那副对联隐语的意义：用一个“隐语”就说能清楚，再重复一个“廋词”，还是隐语的意思，多一个生僻的字眼，有何用呢？刘心武的文章当然和电视讲座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通俗的解说。脂砚斋对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刘心武先生在这里马上解释：“第一个‘情’是动词，第二个‘情’是名词，她说黛玉的考语是‘情情’，第一个字是动词，第二个字是名词，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献给她爱的那个人……”整部书都有这样通俗的解说，是他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他使用“原型说”来解释他的索隐和探佚，更具有诱惑力
　　“索隐”这样的字眼，在红学史上多少有点贬意，而“原型说”是中外文化理论交流中引进的一个理论词语。它是文学从原型语义学借用过来的，语义范畴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征。所谓语义范畴的原型性，就是一个由原型程度不一的成员组成的范畴，原型程度高的成员构成该范畴的中心，代表了该范畴的原型特征，而那些原型程度低的成员就构成了该范畴的边缘。不难看出，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引申机制，如隐喻、转喻、联想等方式从原型发展而成的。文学形象的形成也如同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一样，也是从原型发展而来。当然，刘心武先生使用这一词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放到下一章专门解释。
　　①刘心武：《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② 周汝昌：《红楼夺目红》，作家出版社2004年。③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④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⑤⑨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⑥⑩刘心武：《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⑦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⑧ 周汝昌：《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2年。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 蔡义江：《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郭豫选：《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 周汝昌《我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的看法》，《人民日报》1954年10月30日。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周汝昌：《红楼真梦》，山东书画出版社2005年。 陈维昭：《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冯佐哲：《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 梁归智：《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山西大学学报1998，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