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十几年了，他很坦诚地告诉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的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没有对此问题细说下去，但讲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这个词。
　　外国文学关于原型批评，是从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寻求文化的薄层下，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恒久模式以及社会和自然的某些规律。所谓“原型”，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话研究中被称为“母题”；在人类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原始思维”。该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这些定了型的母题或原始思维之中。显然，刘心武先生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问题，先弄明白他到底对“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开关于“原型”的对话。
　　刘心武关于“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①
　　这段话既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体会，也是对“原型”的认识。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举了《红楼梦》一些人物，如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静王的原型是允禧与永瑢、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们知道：“自叙性、自传性”小说都有传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贾代善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讲到贾府五代人的谱系时才提到的，从来也没有出现。曹寅是历史人物，当他们被看成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时，是指“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性质，实有其人，还是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红楼梦》的“自叙性、自传性”与“生活原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应当是对话的前提。先弄明白我们讨论的范畴。过去有的批评者往往操小说典型的理论，去批评“自传性”的说法，各说各的理，批评者针对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被批评者根本不买帐。
　　其二，“原型”与“虚构”、“想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刘心武先生将“生活原型”分为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后，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举过一个“曲柄七凤黄金伞”的例子，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②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为此，我们就“原型”这一研究方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