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频繁出版，在学术界甚至大众间有形成“红学热”之势。近几个月来，作家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关于《红楼梦》的讲座很受欢迎，同时讲稿整理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也成为了畅销书。近日，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在一次讲座中公开批评了刘心武的观点，认为刘心武提出“红楼梦是公共学术空间”，但其著作却没有遵守学术规范，是一种猜谜。虽然也有学者私下批评刘心武，但胡文彬此举使自己成为第一个在公共场合发表批评意见的《红楼梦》研究者。
　　胡文彬认为，批评刘心武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警惕学术界的泥沙俱下现象，并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学术要讲规范，随便胡说是误导
　　“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
　　新京报：听说你上次在大观园的讲座中对作家刘心武提出了批评，尤其对他所说的“红学是公共共享的学术空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胡文彬：我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红楼梦》，如果中国人民都热情地来读《红楼梦》，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很好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号召大家来做红学家，因为学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业。如果不好好引导，读《红楼梦》的人就以为自己都是红学家，这就是一个误导。真正的红学家，是把《红楼梦》当作毕生的事业，这是学术。不是随便一个人看了《红楼梦》，发表一些意见，就可以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学术和热爱《红楼梦》是两回事。
　　新京报：那你认为刘心武所做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不是学术？
　　胡文彬：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十二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十二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
　　新京报：我觉得《职场红楼梦》这样的书不一样吧，它不是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做的是对《红楼梦》本身的解读。
　　胡文彬：问题就在这里。他把猜谜拿到中央电视台去做讲座，以为这就是一种对文本的解读，就认为是做学术研究，这更是不对的。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中央电视台的受众面这么大，一个猜谜的东西让全国观众坐在下面听那就不行了。
　　而且他还总是为自己辩护说“公共学术空间”，所以大家都有发言权。发言可以，但学术总得拿出规范，不是谁都可以胡说八道，面对全国的观众更不能胡说八道，必须给人们传达的是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错误的信息。
　　传播“猜谜”知识有悖普及初衷
　　“上电视讲坛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你说做学术研究必须要有一个规范，那具体是指怎样的规范呢？
　　胡文彬：也就是拿出一个学术结论，就一定要有严谨且充分的证据。如果有证据，孤证还是不够的。同时，通过这些证据能够逆推出所得到结论。这才是做学术的一个基本规范。
　　刘心武看了很多红学方面的书，对大家的红学观点都比较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书里的很多观点其实早就是别人提过，但很多他没说明观点出处。当然，他在书中也说了某个观点是周汝昌的，但只提周汝昌这样的名家是不够的。按照做学术的要求，引用那些没有名气的人的观点，他也得明确指出来。
　　新京报：虽然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猜谜的，但读者很喜欢听。刘心武也说过这也是普及《红楼梦》的一种方式。
　　胡文彬：说到普及这个问题上，我对中央电视台的做法也有意见。他们把刘心武那个讲座定位为普及《红楼梦》，却没有明确是普及《红楼梦》的精华，还是普及别的东西？刘心武的那些东西是《红楼梦》的精华？他把自己猜谜的知识普及给读者，根本就是违背了普及的初衷。
　　在我看来，普及是要传达正确的知识，是告诉读者如何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思想，是提高读者对《红楼梦》的解读能力，从而来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
　　新京报：为什么对于这事一直没有红学家发表意见，只有你站出来批评？
　　胡文彬：首先，我要说《红楼梦》大家都可以阅读，大家也都可以写读后感。
　　但是一旦公诸于世，就要接受公众的检阅。如果刘心武说，“我是一个作家，我所写的这是一个小说”，大家肯定不会跟他辩论，因为小说的东西可以去虚构。但他要说这个是在做学术，那么就要接受红学研究的检验，就会遭人批评。
　　我为什么要批评呢？
　　我觉得他提出的“公共学术空间”、“普及”等一些模糊的概念会误导大家。从学理层面来说，他的这些东西经不起验证和核实，所以我要指出来。实际上，我希望刘心武拿出自己切实的证据，我和他在学术层面上对话，而不是在猜想层面上。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就抓住刘心武来说事，其实现在学术环境开放了，但开放同时也带来了泥沙俱下的东西，我们要谨慎地对待这种现象。
　　“红学”繁荣只是表面现象
　　“‘红学热’实际上只能称做‘红楼热’”
　　新京报：现在有各种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出版，请问你如何看待现在所谓的“红学热”。
　　胡文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红学热”，这实际上是没有把《红楼梦》和“红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现在这些东西不是学术层面上的热，我认为它只能是称做“红楼热”。你看周汝昌的书都叫《红楼夺目红》，而不叫《红学夺目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
　　而且我们不能只看现象繁荣，而要看事实。表面上现在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需要的学术著作是创新，而不是翻炒旧东西。现在很多人出书都是看重一个“钱”字，出版家是，作者也是，这真的是学术的悲哀，红学的悲哀。
　　红学研究还有很多地方是处女地，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开发。100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我们需要自己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甚至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
　　国际上有人多次提出，需要我们做一个可以用来做课本的读本，但这些都没有人去做，为什么我们不在这上面下工夫呢？为什么要去出那些没有价值的书呢？所以，对于这种所谓的繁荣景象要理性的分析，热闹并不是繁荣，某种书出了多少册也不是繁荣。
　　新京报：但你看学术读者很少关注，但像刘心武这样揭秘性的书却有不少的销量，这不值得思考吗？
　　胡文彬：大家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读者都是不关注学术问题的。错了。
　　在我接触的很多读者中，有不少人其实是很关注红学学术问题的，而且他们对学术的了解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全国各地其实都有这样的读者。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刘心武的东西吸引了不少人，所以红学家们更应该从这个事情上反思。为什么有些东西我们不同意，但却有很多人喜欢？
　　红学家应该透过这个问题想到人民的需要，应该看到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普及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研究者既要兼顾研究的任务，也应该面对广大读者做普及的工作，考虑如何能让更多地读者接受。
　　所以面对刘心武的问题时，我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目的不是否定他的贡献，不是说这种形式不可取。而是在这样一个情势面前，应该有自己的声音。
　　伟大的是《红楼梦》，不是红学家
　　“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
　　新京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吧。听说上海博物馆买回了甲戌本《红楼梦》，但却一直不对外说明情况，你怎么看？
　　胡文彬：这个消息是传了很久了，但没有人公开发布，所以我没法确定是不是谈成了。（记者：我打电话证实过是有这回事）那这就要看他们上海博物馆到底要做什么了，他们是想把它作为文物保存起来呢，还是在某一天选个特定的日子把它展览出来，他们不说可能是怕有人一拥而入。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本子已经意义不大了。从上世纪60年代胡适出了第一个影印本，到现在它的影印本已经遍地都是了，你说它还有多大意义。
　　新京报：我知道你看过陈林的论文，我想知道你对他的论文有什么看法？
　　胡文彬：他的有些观点蛮有道理的，比如他用时间坐标来推算《红楼梦》发生的真实年代序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虽然有些地方可能论证还不够充分，或者出现错误，当时我认为他的论文还是有一些价值的。陈林绝对是在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京报：我发现陈林的文章发表后，很少有红学家对这个论文发表看法。我觉得好像现在红学家对新的观点、新的研究好像都不喜欢发表意见，为什么？
　　胡文彬：我很反对有些红学家不看后辈的论文就乱批评。我们应该从人家的东西上看到值得借鉴和研究的地方。而且有这些年轻人这么关注《红楼梦》学术的东西，红学家们还应该感到高兴。而且我觉得红学家们也应该多跟后辈们交流。
　　红学走向大众是没有人阻挡的，红学是否能够让大众接受了解，还是红学家该做的事。要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伟大的是《红楼梦》、是原作者，而不是红学家。红学家应该感谢《红楼梦》。（记者：甘丹）
　　来源：《新京报》（2005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