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有所为而发，字里行间，已颇有些牢骚了。强调《红楼梦》研究不是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而是趣味的研究，好像针对的是胡适，或者至少表示了与胡适提倡的科学考证不尽相同的见解。但何以隐忍着一股不平之情，就难以悬揣了。接下去俞先生又写道：
　　趣味的研究既没有特殊的妙法，则何以区别于其他?我说，这种研究其对象和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释为求得固定的知识，则它或本不成为研究，即说是在那边闹着玩亦可。我只自己觉得——毫无理由的直觉——这种研究大可存在。我们平心静气地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件事，希望能够恰到好处(face the fact as it is)，不把复综的密缕看做疏剌剌的几条，不把浑圆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我们笃信自己观察的是，但同时了解而承认他们应有他们的是处。人各完成其所谓是，而不妨碍他人的。这或是一般研究的方法所共有，但我以为在今日此地，实有重新提示一番的必要。做趣味的研究者，能谨守这些陈言更能不贵卤莽的获得而尚缜密的寻求；我以为即独标一帜，不为过夸。《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
　　看来，也许当时有人对俞平伯的研究方法有微词，比如指摘他的研究为趣味的研究，而不是科学的研究等等，所以他才有上述议论，目的是为了自辩。所谓趣味的研究，就是渗透着赏鉴的小说批评，不为考证家所重，势属必然。小说批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然不同于考证，但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俞平伯坚持的就是统一的观点。他的意思是，如果有人一定认为考证和小说批评不能互补，那末对不起，就让我们各人完成自己的，不要否定别人，妨碍别人。话虽这么说，由于小说批评的地位在当时并不稳固，他对只强调考证的风气甚为不满，所以下面又说：“《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部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第9页。初看似自省，实际上有具体的嘲讽目标。我认为俞先生是在不遗余力地为小说批评派红学辩护。“不要把圆浑的体看做平薄的片”，是西方小说批评的惯用观念，俞平伯在文章中忽插入此语，不知是来源有自，还是自己感发，暗与理合。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他的小说批评已带有一定的现代意味。此文写在他欧行归来之后，在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上受西方小说批评的影响，也是情理中事。
　　至于俞平伯1949年以后写的红学文章，除一部分专门考证版本者外，包括1954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论》和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的《读红楼梦随笔》《红楼梦简论》载1954年3月号《新建设》杂志；《读红楼梦随笔》连载于1954年1月1日至4月23日香港《大公报》。，绝大多数都可纳入小说批评的范围。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趣味研究，也就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融合。如果说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是周汝昌，那末，俞平伯应该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始终不渝的身体力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