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开其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命途多舛，刚一诞生，便有王梦阮和沈瓶庵以及蔡元培、邓狂言等索隐派著作相继问世，接着便是胡、蔡论战，考证派红学的压倒优势于是形成。所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因为代表的是小说批评与文学考证的结合，虽然在社会上有影响，人们却没有理解他的特殊研究方法，误认为与胡适的考证毫无二致，尽管如此，他似乎还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因而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中自为回护。可见受考证派红学笼罩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处境是何等艰窘。
　　当然在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之前，梁启超倡导小说界之革命，谈论小说一时蔚为风气，有的专论《红楼梦》的文章，已与我们所说的小说批评非常相似。1915年《小说海》上刊载的季新的《红楼梦新评》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01至第319页。，方法基本上还未能摆脱评点式，但持论甚深邃，对《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阐发，论点相当大胆。即如文章在提出宝玉一生钟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滥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为训之后，对各种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罗剔抉的议论。先是挞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视女子如饮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围碟，样样不同，各有适口充肠之美，下箸既频，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后，便已弃其余，直不视为人类，又何爱情之有?”然后泛论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极之，则婚姻之制度亦为爱情之障碍。盖多妻之制，以女子为饮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为珍宝，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钻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为无数之碎颗乎?”此以喻爱情之宜专也。殊不知视妇女为珍宝之心，皎然如见，此不可为讳者也。中国之俗，结婚不得自由。西国之俗，结婚得自由矣，而离婚不得自由……诚以婚姻者以爱情为结合，爱情既渝，为婚姻自然当离也。于是社会学者，倡为废去婚姻制度之说……以余论之，男女相合之事约可分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杂媾，无所谓夫妇，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纵，然野蛮故态，仍未尽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妇狎妓等事，只能以道德相规，不能以法律相绳，此第三期也。为离为合，纯任爱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自以第四期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纯美，又知以卫生为念，然后可行，否则将复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级，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设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绝迹于世，则法制终不可废。故今日为计，仍以一夫一妻制最为合宜。
　　此一系列观念，我们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可以找到依据，立说既大胆，又平实，放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之感，反证出中国社会发展之缓慢。作者随后又提倡，爱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须“自重其爱情，尤当知重他人之爱情”。因此他联系《红楼梦》的有关描写，认为宝玉的“滥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为根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更多地是从社会改良的角度来剖解《红楼梦》，主观注入的思想多，客观分析作品不够。1914年《中华小说界》发表的成之的文章参见《红楼梦卷》第二册，第600至第620页。，在思想上多有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遗绪，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过主要是解释第五回的一支支《红楼梦曲》，见地虽不乏有，可是又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各“代表主义”，则未免太凿。他们近似于小说批评，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小说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