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批评的特点，一是要求从作品出发，二是在进行批评时要有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依据。李希凡和蓝翎所依据的，从根本上说是唯物史观，因此他们重视时代思潮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作品的影响。但对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发展最有裨益的，是他们提出的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矛盾问题。
　　俞平伯喜欢探寻作者的作意，就小说批评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有时过分执著于作者的只言片语，没有把作者的主观思想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适当区分开来，这是他的偏颇之处。李希凡和蓝翎则强调形象大于思想，认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必须依据生活的逻辑和艺术规律，结果会战胜世界观中某些落后的东西。他们把曹雪芹与巴尔扎克加以比较，并引用恩格斯的话，证明《红楼梦》作者也获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参见《红楼梦评论集》第3至第4页。。我认为这是在那场讨论中，他们提出并加以论证的最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可以成为使小说批评深化的永久性的话题。
　　刘大杰的《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出版于1956年，在时间上比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集》还要早些。书中包括《红楼梦引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艺术形象》、《薛宝钗的思想本质》、《探春的道路》、《晴雯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剧》等六篇论文，其中《红楼梦引论》写于1953年12月，当时大讨论尚未开始。由于作者是古典文学根底很深厚的文学史家，又不乏新颖的文学观念，因此对《红楼梦》的思想和人物所做分析，常常一语中的，言简意赅。此书的出版，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添了光辉。
　　关于《红楼梦》悲剧的美学价值，向来是小说批评派红学注意的中心，刘大杰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红楼梦》这一悲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同时是建筑在揭露封建制度与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上。由于贵族家庭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的荒淫生活，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戏曲的大团圆形式，而创造了极高的悲剧的美学价值。”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7至第10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在分析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历程时，他写道：
　　贾宝玉生活在那个前呼后拥花团锦绣的大观园里，他始终是孤独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时时在寻求自由，想飞到园子外边的天地里去，在两百年前，他找不着道路，找不着方向，他感到的只是窒息和空虚，他有时到佛经里去求安慰，有时又到庄子里去求解脱，那一些旧时代的残骸和虚无的阴影，毕竟不能医治这位青年的苦闷。贾政骂他的儿子为逆子，不错，宝玉的思想自然是没有完全越过旧时代的范畴，但在贾家、在贾政的眼里，他确是一个逆子。在他的行为和思想中，确实隐伏着一股对封建社会反叛的精神的潜流。他反对代表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父亲，他轻视那些霸道荒淫的哥哥嫂嫂，他看不起科举功名，他说做八股文是禄蠹，是庸俗无耻，他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他同情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这位在大观园里横冲直撞的青年骑士，唯一的知己就是林黛玉。因此，他全心全意地想夺取林黛玉的爱情，作为追求生活的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道路。他虽说把那块挂在颈上的实际是封建婚姻的象征的宝玉，几次摔到地上，想用力去砸碎它，然而是砸不碎，大家包围他防护他，结果那块玉仍然是套在他的颈子上。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对于他的封建家庭，确实打过几次冲锋，结果是无法战胜那恶劣的环境，无法跳过那重重的陷阱，终于受了满身的伤。最后在失恋、苦痛、绝望的过程中，走上了逃避的出家的道路。他用了这条道路，对于封建社会的富贵功名伦理观念和其他的一切，作了消极的否定。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22页。
　　把贾宝玉的思想特征以及他在大观园内外所处的地位，包括他的挣扎和挫折、寻求和悲哀，描述得非常准确，可以起到帮助读者把握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思想内涵的作用。对林黛玉，刘大杰先生也把握得相当准确，他认为：
　　林黛玉这一悲剧典型，是中国古典文学里出现的最优秀的妇女典型。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里，在封建社会古典文学里，我们看见了许多苦痛的优良的妇女形象，但是在她们的身上，总令人感到缺少这一点或那一点什么东西。《红楼梦》的作者，以精巧无比的艺术笔力，选择、比较、概括、综合过去妇女们的各种特征，精心结构地创造出来这个完整的新型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她有高度的文学天才，清醒的哲学头脑，高尚的情操，真挚的热情，她鄙视封建文化的庸俗，她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她不谄上骄下，不贪图富贵，她用生命来争取她的理想，不屈服不投降，不同流合污，为了坚持自己完整的人格与幸福的爱情，她斗争到最后一分钟。在她的头脑里，我们看见了刘兰芝、李清照、朱淑贞、崔莺莺、杜丽娘各种灵魂各种智慧或多或少地点点滴滴的交流。在这种意义上，这一典型形象，是长期封建社会妇女们的才华与苦痛的总结。刘大杰：《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第35至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