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批评的方法亦不只一端，二十世纪以来，小说批评发展为多种流派，如同小说创作一样花样翻新。但在中国，长时期主要是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被普遍采用，《红楼梦》研究尤其如此。就《红楼梦》这个具体对象来说，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是合适的，因为作品所展开的社会面非常广阔，涉及到封建社会从经济到政治到思想领域各个方面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渗透出强烈的历史感，离开历史的观点势必无法正确把握和评价《红楼梦》的思想内容。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文学以外的因素不断侵扰文学，使批评方法发生变异，结果连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也不能坚持。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基本上是美学的批评，给小说批评派红学开了一个好头，但到后来，批评的美学因素已大为减少，只强调历史的批评或社会学的批评。这种情形发展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更大的变化，不仅美学的因素越来越少，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批评也不再时髦了，代之而兴的是泛政治的批评，即把《红楼梦》看做是封建社会末期阶级斗争的图解，具体核算书中被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统治阶层有多少人物，全书共有多少条人命，以及贾府的地租收入、月例银两、日常开销、婚丧排场等，凡涉及经济方面的数字，都受到超出文学研究范围的超常关注。第五十三回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交租子的场面，自然不是闲笔，作者声气活现地加以描绘，在总体艺术构思中肯定占有一定位置；甚至可以说这一情节多少触及到了封建剥削集团与土地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扩大了《红楼梦》反映的社会面。但过分夸大这一情节的作用，以为《红楼梦》的精华就表现在这里，或据此建立《红楼梦》思想倾向的农民说，认为农民的反抗与挣扎是贾宝玉、林黛玉等产生叛逆思想的力量源泉，这样来看问题，就大错而特错了。五十年代《红楼梦》讨论时，刘大杰等提出农民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开作品的形象体系，也没有格外强调农民思想的影响；七十年代不同，第五十三回固然被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第一回葫芦庙炸供火逸，甄士隐与妻子商议到田庄上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守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一段叙述，虽只有三十六个字，也视作农民起义的缩影，认为具有烘托背景的作用。从书中搜寻个别叙述和描写，抓住人物的片言只语，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方法上已离开小说批评的要求，而与索隐的方法不谋而合。
　　又比如贾府主子和奴婢们的矛盾，诚然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方面，由此衍生出许多生动的情节，如金钏跳井、鸳鸯抗婚、晴雯被逐、司棋自杀，以及芳官等女伶群斗赵姨娘等，都是《红楼梦》中牵动全局的重要篇章，就中确实反映了当权的统治阶层和无权的被统治阶层的矛盾，在艺术表现上也熠熠生辉。可是，如认为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主要在于描写了这方面的斗争，因而是形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来认识《红楼梦》的价值，反而把《红楼梦》的价值局限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及他们荣损与俱的命运，《红楼梦》里的确有具体描写，而且生动地展现出以荣、宁二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落过程，这方面的描写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意义不容低估，可以看做是整个封建社会衰亡过程的一个缩影。但如因此便看不到宝、黛、钗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在书中占据中心位置，无视《红楼梦》爱情描写的巨大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甚至企图用政治斗争来解释一切，实践已证明这样做是如何偏颇。泛政治化的批评之不能正确阐释《红楼梦》，道理甚为明显，前车之鉴，昭昭在目，无复多言。尤其从现实政治出发的泛政治化批评，根本不在于研究作家和作品，而是以古例今，把古典文学名著现代化，变成现实政治举措的参照物和辩护口实，结果只能使小说批评变形，引红学走向歧途。
　　不幸得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至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就徘徊于这样的歧途之中。当时的许多文章，表面看来采取的仍是小说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发掘，不无个人所得，但批评的基调则是用单纯地阐释思想内容代替对作品的艺术分析，用历史的批评淹没美学的批评，用泛政治化的批评取代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用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盖过对作品的客观评价。而且形成一种人云亦云的评红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个调子做文章，使红学的小说批评完全陷入绝径。本来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方法上是互相排斥的，但由于泛政治化的小说批评与索隐派一样，都强调《红楼梦》的政治内容，两者在红学观念上有共同的一面，因此六七十年代一个时期的小说批评，情不自禁地以索隐派为援手，形成了红学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小说和政治历史小说的提法，如前所述，系创自索隐派，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又接过这一提法，弘扬得比索隐派更加广泛。所以出现了奇怪的红学现象——索隐派在五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基本上销声匿迹，但索隐派的主要红学观点却一直在流行着，小说批评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一个时期有某种合流的迹象。
　　笔者并不否定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对《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政治层面的发掘，有某些深入之处，有的比单纯从言情的角度看待这部伟大作品要深刻一些。但批评方法的泛政治化，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违背文学的特性，发表的文章和论著越多，越说明小说批评的方法发生了危机，无法以此来代表红学的学术成果。只不过应该说明一点，红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中国大陆的小说批评一个时期走向泛政治化，国外的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研究者，并没有一起感染此风，他们在坚持正常的小说批评，不时有不乏新意的论著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