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黛玉别号潇湘妃子，是否作者有意安排她做皇帝的妃子?宝钗别号蘅芜君，据《拾遗记》载：“帝息于延凉室，梦李夫人授帝衡芜之香，帝惊起，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是否也有以宝钗象征帝妃之意?湘云二字，见于唐代诗人张籍的《楚妃叹》，很可能是用楚王的樊姬比况史湘云。
　　牟润孙在诠解上述例证的基础上归结道：“宝玉所爱的所娶的与续娶的女子都以皇帝妃子相比拟，从与女人关系这一点上说，以宝玉象征皇帝，应当是符合曹雪芹写《红楼梦》构想的原意。入住大观园的都是女人，此外只有宝玉一个男人，岂不正是宫中只有皇帝一个人是男人的象征?既是宝玉一个人入住大观园，从这一点上说，此时大观园又是象征皇帝平日居住的园子。”借省亲写南巡，是脂批的明文。考证派对此持论甚坚。现在沿同一方向思考，提出贾宝玉是皇帝的象征，大观园象征皇帝的生活环境，钗、黛、湘象征皇帝的妃子，究竟有没有一点道理?或者至少是否可以作为《红楼梦》研究中的一说?如果认为不是全无道理，那末，索隐派提出的宝玉颈上系的通灵玉是玉玺的象征，可否成为一条旁证?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推论，大观园中那些可恶的老婆子，很可能是宫中太监的象征?当然只是象征而已，不是说每一寻常言行都与历史上的人和事相吻合。
　　牟润孙在文章的结尾处特地加以说明：“《红楼梦》是小说，小说中每个人物不能只是象征一个人，每一个小说人物，可能是许多实在人物形象的集合体。在贾府兴盛时，宝玉某些形象是象征皇帝，到贾府被抄，宝玉遭难，其形象就是李煦或曹家族中某些成员的象征。即在平时，曹雪芹笔下的宝玉，也并非时时象征皇帝，只是从住进大观园，一群女孩子围绕着他，和他与女人的关系，这两项故事上说他象征皇帝而已。大观园在贾贵妃省亲时象征皇帝行宫，贾贵妃传谕令人住进大观园也有此象征。及至贾家被抄，则象征普通官员的园林而已。小说不同历史，曹雪芹汲取若干实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成小说中的人物，更汲取若干地方的景色，渲染成小说中的景色。《红楼梦》不是曹雪芹自传，也不是实事纪录，岂能要求每个小说中人物与实在人物完全符合。不能在小说中寻求历史，是人人知道的事。本文说宝玉与女人关系象征皇帝，贾元春省亲象征皇帝南巡，既指明只是从某一些行为上说，则当然不能从宝玉、元春所有一切行为与语言上去找皇帝的形象，更不能说他们的遭遇与皇帝完全符合。”这一说明旨在与索隐派划清界限，是很必要的，因为小说批评也不能回避对作品中象征意义的探求，恰恰相反，正确阐释作家的诸种象征手法和象征性的意象，是近代小说批评必不可少的研究途径。长篇小说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家意图表现的多层次性。
　　蔡元培说《红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有“数层障幕”，不失为有识之见。当然他没有用象征这个概念。《红楼梦》可以说是一座象征艺术的宝库，牟润孙捕捉到的是一个方面，其他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还可以发现另外的象征手法和象征意义。考证、索隐和小说批评，在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这点上可以相互补充，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如是，则红学三派的观念和方法在长期冲突的同时，也不是没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融合。
　　红学三派之间的冲突，在理论上有一个关节点，就是对作家的主观命意和作品的客观意蕴如何理解。
　　索隐派和考证派的着眼点，在作家的主观命意上，所以他们拼力以求的是《红楼梦》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最初的艺术构思。小说批评派也重视作家的主观命意，但不赞成离开作品本身去寻找。余英时先生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概括：“本来在文学作品中追寻作者本意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有时甚至作者自己的供证也未必能使读者满意。诗人事后追述写诗的原意往往也不免有失。因为创作时的经验早已一去不返，诗人本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区别也不过百步与五十步而已。传说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就承认不懂自己所写的诗，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末，文学作品的本意是不是永远无法推求了呢?是又不然。作者的本意大体仍可从作品本身中去寻找，这是最可靠的根据。”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23至24页，台北联经版，1981。不过应该补充一点，从作品本身发现的作者本意也不是单一的。长篇创作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年或几十年，直至终生，是常有的事。时间的推移必然包括环境的改变，从而使作者思想发生变迁。因此作品的最初构想和完成的作品是有区别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号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中变化可想而知。
　　何况，文学语言既是作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又是读者理解作者思想的障碍；文学意象已不同于作者的构思，作品所展开的世界有时会忘记作者的初衷。人物形象说的话，需要与作品的规定情境相吻合，与人物性格一致起来。但不排除聪明的作者兴之所至，会做出位之思，把写作时周围出现的即情即景、本地风光，以及作者一时的感喟，巧妙地编织进作品中。考证和索隐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文学创作中随时掺入的部分和前后变化的情况，一一搜寻出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途，亦自有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