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宝玉、黛玉、宝钗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给宝钗用的饮器叫，给黛玉用的叫点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红楼梦》的注中，释“”为古代的大酒杯，“”、“”系瓜类名，所以就是近似瓜类形状的酒杯；释“”为古代碗类器皿，“点犀”用的是李商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典故。
　　1961年8月6日，老作家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撰文沈从文：《“”和“点犀”——关于〈红楼梦〉注释一点商榷》，载1961年8月6日《光明日报》。，对人文版《红楼梦》的注释提出商榷。他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士绅阶层中，流行用葫芦或编竹丝加漆作茶酒器，讲究的还要仿照古代铜玉器物，做成各种形态花纹。，就是“用仿作形”，而不是人文版注释中所说的“这个类杯近似瓜类形状”。沈从文说“正好相反”，这是就“务实”方面而言，至于“务虚”方面，他认为作者是用此器物隐喻妙玉做作、势利、虚假，因为俗语有“假不假?班包假。真不真?肉挨心”的说法。疑是“班包假”的谐音。至于点犀，沈从文说系宋明以来，官僚贵族为斗奢示阔，用犀角做成的酒器，足甚高，中间有白线直透到角顶。书中以此器象征妙玉的“透底假”，在手法上使用的会意，与的谐声相映成趣。他认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节文字：“重点主要在写妙玉为人，通过一些事件，见出聪敏、好洁、喜风雅，然而其实是有些做作、势利、虚假，因之清洁风雅多是表面上的。作者笔意双关，言约而意深。甚至于两件器物取名，也不离开这个主题，前者是谐音，后者却是会意。也可说并非真有其物，可又并不是胡乱凑和。”沈从文是文学大家，又是古器物专家，他出面从历史、文物、习俗和修辞几个方面对《红楼梦》的注释进行商榷，提出新解，不独为训诂，同时也是一篇卓见别具的赏析之作，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由于涉及对妙玉性格的理解，研究者中间也有不同意见。
　　1961年10月22日，周汝昌的《也谈“”和“点犀 ”》在《光明日报》刊出，表示赞同沈从文提出的曹雪芹描写这些古怪饮器名称，不限于字面意义。但他不同意说妙玉“凡事皆假”，理由是《红楼梦曲》中的《世难容》一支，充满了悲愤，没有丝毫讥嘲口吻；是续书把妙玉糟蹋了。他说：“我以为，特笔写出给钗、黛二人使用的这两只怪杯，其寓意似乎不好全都推之于妙玉自己一人，还应该从钗、黛二人身上着眼，才不失作者原意。”宝钗用，暗含这位姑娘的性情是“班包假”，与书中“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描写正合。而“点犀”，周汝昌说庚辰本、戚序本皆作“杏犀 ”，用之于黛玉，则是“性蹊跷”的隐语，不能采取会意的解法，这与书中描写的黛玉“怪僻”、“多疑”、“小性”、“心重”的性格，也相符合。周汝昌还提出，“”应该是古匏器，而不是沈从文所说的明清时代的葫芦器；“”字也没有“高足器”的意思，因为书中明言“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不可能有高足的钵。
　　周汝昌的文章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又刊出了沈从文的致周汝昌书，仍坚持是明清器物，与古代器不相干。他说古器和明清仿器他“过手过”，“说的大致不会太错”。关于“点犀”还是“杏犀”，他对“杏犀”一名深表怀疑，写道：“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而“”字，如从实说，他认为肯定是高足器，根据有二：“一、事实上只有这种高足犀角饮器，可还从未见有似钵而小的犀角饮器。谈谈犀角杯品种还是不为白费。二、从字义说，高足铜鼎为‘鼎’，高脚木马名‘高’，桥字本身也和隆耸不可分。以类例言，还是高足器皿为合。”
　　这是一次学术性和知识性颇强的红学学术论争，后来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可能与在两位大家面前很多人都感到知识准备不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