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卒年，这本来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四五十年起起伏伏经久不息的数次论争，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曹雪芹的卒年，胡适开始大概论证为“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见《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91页）。自胡适1928年从刘铨福手中买到所谓“甲戌本”《红楼梦》后，由于此抄本上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一条眉批，所以胡适又以此认定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
　　但是一九四七年，周汝昌又依据敦敏在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春的“上巳前三日”，尝邀请曹雪芹去他家饮酒赏花，怀疑曹雪芹怎么会死于“壬午除夕”呢？由此，周汝昌又首倡了曹雪芹卒于“癸未除夕”的“癸未说”。
　　此后，俞平伯又反驳“癸未说”，力主“壬午说”，以后，曾次亮、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吴恩裕、吴世昌又相继发表文章，“壬午说”和“癸未说”两派展开了长久的论争。
　　主张“壬午说”的有俞平伯、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等；主张“癸未说”的有周汝昌、曾次亮、吴恩裕、吴世昌等。
　　随后又出现了梅廷秀提出的“甲申说”。力主此说的有徐恭时等人。
　　在几派多次反复的论争中，各派显然都有独到的地方，但是各派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又推出了一些荒谬的东西。
　　比如说俞平伯为了坚持自己的“壬午说”而借用了所谓“靖本”“甲申八月泪笔”的这一条赝品。比如说陈毓罴等为了坚持“壬午说”而提出了“经年而葬”这一说。比如说“癸未派”为了坚持自己观点而提出了所谓脂砚斋已年高七八十岁的老人，由于记忆力衰退而在“甲午八月”一批中记错了干支，将“癸未除夕”错写成“壬午除夕”。又如“癸未”派的吴恩裕曾提出只有送葬时才能写挽诗。还有吴恩裕在曹雪芹卒年问题上曾相信张永海的传说。等等。
　　对于俞平伯曾依据的所谓“靖本”的这一条赝品，自然这种错误是俞平伯所没有料到的。还有脂砚斋即是张宜泉，在下“甲午八月”一批时只有五十岁，并非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也是人们所没有料到的。但是“壬午”派提出的“经年而葬”说，就不一样了。“经年而葬”固然是常事，但曹雪芹的隔年而葬选择在第二年的地冻三尺的三久寒天，未免就太离奇了。还有吴恩裕提出的挽诗只有送葬时才作，也未免有些太轻率了：这如陈毓罴举出的《红楼梦》中贾政宝玉诸人“挽林四娘”，和《挽曹雪芹》的作者敦诚曾在26年之后，还为他老师作挽诗，这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还有吴恩裕曾想信张永海的传说。“癸未”派既不相信脂砚斋的批语，认为他在七八十岁高龄会记错了干支，误将“癸未”写成“壬午”；却相信二百年后张永海口中的“乾隆二十八年的中秋节前，他儿子闹嗓子，得了白口糊，到了中秋那天就死了”（见吴恩裕《丛考》148页），然后“到除夕那天他（曹雪芹）就死了”（同书149页）这一“传说”。我们就不说张永海怎么会在二百年之后就这样详知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这一年份，就吴恩裕企图用“传说”来佐证历史事实这一点，我觉得就未免太大意了吧！
　　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上，问题没有出在别处，而出在曹雪芹与其子谁先亡谁后亡的问题上。诸红学家在其它问题上纠缠不休，而在曹雪芹死因的问题上，诸红学家却众口一词地认为曹雪芹“因爱子殇而亡”。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吃惊。对《红楼梦》的研究来说，可以说，伸足者大多是知识界的权威；对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论证者来说，更是红学界的诸权威。然而遗憾的却是诸权威们对曹雪芹与其子谁先亡谁后亡的问题竟“粗心”到如此地步。
　　在论证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各派文章中，几乎每个都在引用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而且几乎都为了引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一注而都引用了“肠回故垅孤儿泣”和“孤儿渺漠魂应逐”这两句“注”语前的诗句。可惜的是诸红学们对敦诚《挽曹雪芹》诗句中的“孤儿”一词却熟视无睹。
　　对于曹雪芹的卒年问题，我们就不妨撇开脂砚斋的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的“甲午八月泪笔”一批，而用敦诚《挽曹雪芹》一诗的写作时间和诗句中的写作内容来谈一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在敦诚的《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和《四松堂诗钞》抄本中，收有《挽曹雪芹》一诗，其诗为：
　　挽曹雪芹　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插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在敦诚的《鹪鹩庵杂诗》中，有《挽曹雪芹》诗两首：
　　挽曹雪芹
　　一
　　四十年华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
　　泪迸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插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二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入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对于这两处诗，所不同的是前一处为改作，并诗题下署“甲申”；后一处为原作，诗题下没有署写作年份。所相同的是两处诗中均用了“孤儿”一词，并在此句下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当然还有第二处多了一首诗。
　　在此《挽曹雪芹》一诗中，首先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即此一诗作于“甲申”年；是“甲申”年第一首诗；而且吴恩裕和蔡义江也均承认作于“甲申”年“正月初几”。在这一问题上，除了“壬午”派的周绍良和邓允建持怀疑态度外，可以说，不论曹雪芹卒年问题上的“壬午”派也好，“癸未”派也好，“甲申”派也好，基本上都承认这一事实，并且把这一问题作为论证曹雪芹卒年问题的一种前提。这就基本上为研究曹雪芹卒年问题清除了障碍。
　　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作于“甲申”年，这就形成了解决曹雪芹卒年的第一个前提。
　　《挽曹雪芹》一诗，不论是敦诚的原作或改作的第三句之下，均注有“前数月，伊子殇”一语。对于注中这一语，人们皆在争持这是“注”写此诗的“前数月”，还是“注”曹雪芹死的“前数月”。我认为，我们先不管这个问题，但这里存在着这么一个事实：即这一“注”里的“前数月”一语，绝不会指敦诚写此诗之“后”的某“数月”吧，也即此“注”怎么都不会解释为是“后数月，伊子殇”吧。由此可得出：在敦诚作此诗“数月”之前，曹雪芹的儿子已“殇”了。
　　这又是一个事实：即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作于“甲申”年初；曹雪芹的儿子“殇”于此“前数月”的癸未年八、九月份以前。
　　这就形成了解决曹雪芹卒年的第二个前提。
　　《挽曹雪芹》一诗中的“前数月，伊子殇”是为此诗的第三句下注的，即“注”原作“肠回故垅孤儿泣”和改作“孤儿渺漠魂应逐”的。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红学家都忽略了此二句中的“孤儿”一词。“父死曰‘孤’；母死曰‘哀’；父母俱丧曰‘孤哀子”，这是人们运用“孤儿”一词的本原出处。然而此诗的第三句，不论原作，还是改作，都使用了“孤儿”一词，而我们诸红学家却视父死才曰“孤”一词而不顾，众口一词地认为曹雪芹“因爱子殇而亡”。
　　既然只有父亲死亡才称“孤儿”，而此“孤儿”一词又每每在敦诚的挽诗中出现，那么，从《挽曹雪芹》诗中的“孤儿”一词就可以看出，在曹雪芹与其子二人死亡前后的问题上，只能形成这么一个事实：曹雪芹先死；其子沦为“孤儿”。所以才有挽诗中原作的“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和改作中的“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
　　既然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作于“甲申”年“正月初几”；既然曹雪芹的儿子又死于作此挽诗的“前数月”，即“癸未”年的八、九月份前；而曹雪芹又死于其儿子之前，其儿子才沦落为“孤儿”，那么我们由此自然可以得出：曹雪芹绝对死于“癸未”年八、九月份以前，那怕他比其幼子早亡一天，他也只能死于“癸未”年八、九月份以前的某一天，绝对不会死于“癸未”年八、九月份后的“癸未”“除夕”或“甲申”年春天。
　　这就形成了解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第三个前提。
　　敦诚《挽曹雪芹》第二句原作为“晓风昨日拂铭旌”，此句后改作为“哀旌一片谁阿铭”。对此原作中的“昨日”一词，这一点诸红学家都注意到了。但“癸未”派依此“昨日”断言：既然此挽诗中有“昨日”一词；此诗又写于“甲申”“正月初几”；可知曹雪芹当死于甲申正月初几前的“癸未除夕”。“壬午”派则由此强词夺理的提出“经年而葬”一说。实际上“癸未”派和“壬午”派都错了。此一诗中的“昨日”一词，完全可指“去年”的“昨日”、“前年”的“昨日”、“大前年”的“昨日”，它并不一定非指今日的“昨日”不可。因为是写诗，诗句的诗数字有限，在此处只能写七个字，他不可能一字不漏地陈述某一情况。比如说挽诗中绝对不可能将“晓风昨日拂铭旌”写为“晓风去年（或前年）昨日拂铭旌”；此固然详细准确无误，但此将成为笑话。
　　根据前边说过的此挽诗作于“甲申”年“正月初几”；曹雪芹的儿子又死于作此挽诗“前数月”的八、九月份前；曹雪芹又死于其子前；那么此诗第二句的“昨日”显然最起码来说，是指“去年”的“昨日”，并非写此挽诗时的“甲申”年的“昨日”。
　　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作于“甲申”年“正月初几”；敦诚挽诗中的“昨日”一词又证明曹雪芹下葬于这“正月初几”的前一天；曹雪芹又绝不可能死于“癸未”年最后一天或“甲申”年“正月初”，由此可知：曹雪芹当最晚下葬于“癸未”年“正月初几”；自然又当死于癸未年“正月初几”之前。
　　这就形成了解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第四个前提。
　　从以上敦诚《挽曹雪芹》的写作时间和诗中的几处语句内涵推导，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只能卒于“癸未”年“正月初几”以前，绝不会卒于此时之后。这是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敦诚挽诗中所记述的曹雪芹卒于“癸未”年“正月初几”以前；这与脂批“壬午除夕，芹为泪尽而逝”的曹雪芹卒年的明文记载基本吻合。
　　由此也自然证明脂批中记载的曹雪芹卒于“壬午除夕”无误。
　　既然曹雪芹的卒年是“壬午除夕”，那首倡“癸未说”的周汝昌提出的敦敏在“癸未”年春天的“上巳前三日”，尚以《小诗代简》邀曹雪芹到他家饮酒赏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很简单：由于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曹雪芹死后遗留下的“孤儿”“寡妇”不可能在大年三十或大年初几去敦氏弟兄处去报丧，所以敦氏弟兄们在春天的“上巳前”不久绝对不可能知道曹雪芹死亡的消息。正因为如此，敦敏在“癸未”年春天的“上巳前”写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首，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里根本不牵涉到什么既然曹雪芹已死于“壬午除夕”，为什么敦敏在第二年春天还邀他饮酒赏花，以及由此足以证明曹雪芹在“癸未”年春天尚健在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挽曹雪芹》的第三句下注的“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一语中的“因感伤成疾”一语应作如何解释的问题。诸红学家们皆将“因感伤成疾”误解为曹雪芹“因”“子殇”而“感伤成疾”的。正因为“前数月”，曹雪芹“因”“子殇”而“感伤成疾”，再加上此诗又是为“挽”曹雪芹而作，那自然就形成了曹雪芹“因爱子殇而亡”，并且也由此自然而视敦诚笔下的数处“孤儿”一词而不顾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
　　“因感伤而疾”，实乃指敦诚自己“因感伤成疾”，并非指曹雪芹“因感伤成疾”的。
　　“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一注，再加上“晓风昨日拂铭旌”的“昨日”，它们连贯起来解释是：敦诚在埋葬曹雪芹的第二年的第二天的“正月初几”，由于想起自己家中年前由于痘疫流行而连丧五口，闷闷不乐；又想起曹雪芹又死于一年前的“壬午除夕”，在此后不久，曹雪芹的“孤儿”又丧于年前的“前数月”（也可能丧于痘疫）；所以，不胜“伤感”而偶“成疾”。当然这种“伤感成疾”绝不是什么大病。
　　这便是此句的含义。
　　当然敦诚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对曹雪芹父子相继去逝而“感伤”一注而铸成了如此纠纷。关于曹雪芹的死亡日期，埋葬日期，其子殇亡日期，敦诚《挽曹雪芹》一诗的写作日期，以及敦敏的《以诗代简》的问题，我们按敦诚挽诗及注的含义再结合“甲戌本”的明文脂批的“壬午除夕”，只能得出以下的结论：
　　一、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二、曹雪芹的下葬日期，由于曹雪芹死于大年三十，曹雪芹遗体不可能在初一、初二下葬：对于这一对“孤儿寡母”来说，由于哀痛欲绝，暂将曹雪芹的遗体安放在家中尚可以略慰心灵上的空虚；因此曹雪芹的遗体可能放到大年初五后。等到了大年初六，由于邻居相劝，曹雪芹的续弦也明白，不论怎么伤感悲痛，总不能将曹雪芹的遗体在家中放一辈子；于是在邻居的帮助下，约于正月初六打墓，于初七，最远不会超过初八草草的将曹雪芹安葬了。在安葬时，显然无什么亲朋：敦诚挽诗中的第二句由原作“晓风昨日拂铭旌”改为“一片哀旌阿谁铭”便是证明。三、在曹雪芹死后，由于敦敏不明真相，于“癸未”年春写了《以诗代简》邀请曹雪芹到他家作客。四、在曹雪芹死后的七八个月后，其子也相继夭亡。但其子是否如诸红学家所说的殇于痘疮一疫，我不敢全部认可：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都不一定是事实。五、敦诚在曹雪芹死后的第三年，即埋葬的第二年的第二日写了《挽曹雪芹》诗一首；其诗既有悼曹雪芹也有“伤感”曹雪芹幼子而殇二者兼而有的成份。此诗当作于“甲申”年正月初七或初八，最远不会超过正月初九。
　　这便是曹雪芹卒年问题上的前后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