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缺乏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未能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用以将部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又不注意与部下的感情联络，致使本集团缺少以领导人为中心的向心力，而绍本人对人有内忌之心，且是非不明，故而使部下的相互陷害与袁绍的轻信谗言互相加深，结果本集团内讧不止，为敌所乘。
　　袁绍曾派颜良为先锋进攻白马，沮授向绍指出颜良的性格缺点，认为颜良不能独当一面，绍却回答： “吾之上将，非汝等可料。”(第二十五回)这似乎是用人不疑，实际却是不知人而用之，尤其是他听到建议后不是去对颜良勉励告诫，而是责备沮授，似乎是沮授低估了颜良，这等于挑起颜良对沮授的不满。颜良出兵被关羽斩杀，时刘备为袁绍的座上客，绍听沮授之言，欲杀掉刘备，备以“天下同貌者不少”为理由，认为杀颜良者未必关羽，绍闻言指责沮授说： “误听汝言，险杀好人。”(第二十六回)文丑被关羽斩杀后，绍听郭图、审配之言，又要杀掉刘备，备向绍指出了曹操的借刀杀人计，绍又指责郭、审二人说： “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袁绍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尚可以勉强谅解，但他在刘备面前指责谋士，实际上挑起了自己部下之间的不信任，制造了内部矛盾，可以想像，袁绍这种做法是导致他的部下互不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渡之战前，袁绍集团的内部关系已相当复杂： “将士各相妒忌，田丰尚囚狱中；沮授黜退不用；审配、郭图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持不定。”(第二十七回)连袁绍待为上客、许诺为之报仇的刘备也谋求脱身上计，这样的战争还怎么个打法!后来，许攸、张郃、高览先后降曹，均是集团内部互相陷害、领导人又轻信谗言的结果。而袁绍身后子辈兄弟互相攻打，正是袁绍生前集团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